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以一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举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在浪漫的八十年代为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今天，再提此事，陈平原却这样感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文学是最早起步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学是垫后的。”
从1985到，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从青年学者变成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三十年间，余华从先锋文学走向通俗文学，莫言拿了诺贝尔，默默无闻的金宇澄写出了火爆一时的《繁花》，许多人从舞台退场，又有许多新人占领焦点，文学和这个时代一样，每一秒都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不过，有这样一套丛书，历经三十载，却依然保有着文学最初的魅力。
三十年前，三位学者用“漫说文化”四个字命名了这样一套囊括鲁迅、周作人到王安忆、贾平凹的佳作合集。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套丛书再次出版，值此机会，凤凰网文化与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相约燕园，在落花的时节共读华章。
在这场故交重聚的风沙龙上，三个人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回到了那些神聊的岁月，滔滔不绝，畅所欲言。钱理群坦诚真挚，回忆起上课时带着学生一起朗读的场景，两眼放光，像小孩子一样；黄子平睿智儒雅，三言两语间带我们回到曾经的文艺与浪漫；陈平原则严谨认真，满怀对文学与时代的忧思。从鲁迅到史铁生，从《新青年》到《读书》，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里，所幸我们还能一起聊聊“文学”。
以下为对谈实录。
活动海报
徐鹏远：感谢各位读者参加这场读书会，本次活动是由凤凰网文化风沙龙、领读文化共同举办。大家看到了今天的三位嘉宾，我想在北大办这样一场活动是特别不一样的，它既是一个作者和读者、学者和文学爱好者的一种直接交流，同时也是北大校友的一次聚会，因为在座三位虽然跟台下的同学们年龄差距比较大，但在座只要是北大的同学都可以叫三位一声学长。
在活动开始之前我跟三位老师有一个交流，得到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陈平原老师和钱理群师都准备了讲稿，看来我不用多说话；另外一个让我特别欣喜的是，离我最近的黄子平老师没准备讲稿，也就是说有一个没有准备的人在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放下了许多。
三位老师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因为大家都太熟悉不过了。我还是想从三位老师的关系开始，“漫说文化”这套书是由三位老师共同编著的，三位的缘分从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在北大校园里他们还都是学生，后来得了一个江湖称号叫“燕园三剑客”。所以我想从这请三位老师聊起，当年您三位是怎么互相结识，又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特别有江湖味道的称号呢？
黄子平：当年我从海南岛考到北大。我在海南岛的时候曾经被借调到黎族苗族通什自治州农垦局的宣传科，帮忙搞文学创作班。另外一个农友在海南局，是汉族地区的，叫苏炜，他管海南局那边的创作班。我们有时候合在一起做文学班的时候，我是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头儿，外号叫黎头，我后来还用来当笔名。后来苏炜考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跟陈平原是同学。苏炜跟我联系上，说他有一位特棒的同学，商量到北京来就业，最后他就业不成，变成读博。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他拿了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论许地山、苏曼殊的。我看了以后拿给老钱，老钱那时候已经留校当王瑶先生的助手，他看了以后推荐给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看了以后说叫他考博吧。这个渊源要远从海南岛五指山下说起。
陈平原：这个不用多说，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好多回。我想变一个话题。“燕园三剑客”的说法，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因为自从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进来以后，很多人都会说谁谁谁是三剑客，当年季羡林他们在清华大学、后来在北大，都有三剑客、四剑客一类的传说。凡是说“四剑客”的，大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因为“三剑客”是有典的。只是“三剑客”可用在任何三个人身上，到处都是。我还是第一次听你给我们命名的，以前似乎没有这个名号。我们还是赶紧进入正题吧。
陈平原：最近十几年，中国学界离开了市场和读者
徐鹏远：我们聊回到这套书，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的朋友都知道，三位老师在中国文学学界崭露头角，是因为他们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我想请三位老师分别讲一下，你们共同编著这套书的初衷、想法是什么样的，这套书又和当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没有思路上相合的地方？
陈平原：我把这个话题接过来谈，因为我和老钱在北大教这么多年书，最大的特点是做事比较认真，这种大型的活动，我们肯定是有准备的，不是讲稿，而是基本资料。现场我们会根据听众的需要，做一些调整以及回应，这样才对得起诸位站在这里那么长时间。
先说命名。其实，一开始想为这套书做活动，我是不太同意的。因为，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说实在的，老钱、子平以及我日后做的工作，比这个重要的多得多。坦白说，这套书在我们心目中，不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后来之所以同意，是觉得难得有我们三个人再聚在一起，正儿八经谈学术话题。老钱甚至告诉我，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们还会不断吃饭聊天，但不会正儿八经地公开谈论学术话题，所以我同意做这个活动。主办方说做活动得有个主题，当时我脱口而出，就叫“三十三年落花梦”吧，他们觉得很好，可后来我自己觉得有问题。因为这脱口而出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是宫崎寅藏一本书的书名。这是日本的一个浪人，跟孙中山关系很好，《孙中山文集》里面大概有二三十处提到宫崎寅藏，他是最早帮助孙中山干革命的日本浪人，他的回忆录就叫《三十三年落花梦》。从我们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1985年，到今年恰好是33年，所以我才会这么说。后来觉得太政治了，而且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宫崎寅藏，以及他的功过得失，太麻烦了。
后来我想用“落花时节又逢君”，那是杜甫的诗，题为《江南逢李龟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说要做活动，我马上想起来，自从子平1990年离开北京以后，我们真正在一起正儿八经共同面对读者和听众，是迟至2000年。2000年他回来，就在隔壁那栋理教楼一楼做演讲，我请老钱一起来，再来一次三人谈。先由黄子平演讲，题目叫《再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题目没什么，但场景很动人。因为刚刚开始五分钟就停电了，我赶快让学生到旁边小卖部买20根蜡烛，点在教室的各个角落里，子平一看点了蜡烛，情绪更好，大家听讲也更认真。很可惜，10分钟以后电又来了。但是这个场景在他、在我们都会记的很清楚，所以我说再次登台表演，“落花时节又逢君”。但又觉得太私人化。最后想想，还是要回到读书。所以我借用毛泽东的诗句，“三十一年还故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也就是说，希望讲话题逐渐从人转移到文章，就是这10本书囊括的众多好文章。
因为是三十年前做的书，当初要求重印，我还犹豫了一段时间。印出来以后，我重新阅读，感觉很不错。我还跟老钱说，好像我们当年做的不错，态度认真，效果也不错，甚至放在今天，也还是一套很不错的书。所以我很高兴。然后呢，我请已经毕业的十二位老学生先看，6月份在中山公园我们有一个聚会，请他们各自谈对这套书的感觉。学生们的发言，因为以前都是我的学生，说得比较客气，但我以为他们是认真的，说的是真心话。下面我摘他们的一些发言，很有意思的。再说，我很看重年轻一辈怎么看这套书。
中国传媒大学的凌云岚说：“十个主题合在一起，呈现的是一代文人学者的文化精神和情怀，而这些编选者借助这个工作，和五四一代人文学者进行精神对话。”北京社科院的季剑青说：“编选过程中的眼光带有很强的思想性，有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休闲读物，其实不是的，这些人是被新文化洗礼过的，可以说是五四那一代人某种启蒙立场的延续。”张丽华称“这套书跟传统文学史的选本不一样，没有那么多正襟危坐，选的文章很好，读起来很愉快。”袁一丹特别强调：“这套书明显带着八十年代的精神印记，隐含那个时代的阅读趣味和文化立场，表面上休闲，背后有一些生命中绕不开的重大问题。”中国社科院杨早说：“读这套书必须把它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寻根文学等文化思潮放在一起，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谈的很好，某种意义上把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了。我想补充一两句，首先，说这套书体现八十年代的文化趣味，这话没错，但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体现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趣味。因为八十年代前期和八十年代后期，以85年为界，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早期努力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向纯文学，而85年以后，我们逐渐认识到纯文学这个概念的局限性，所以才会转向文化、历史和民俗。这套书是那个转折以后出来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号，访问40个人，包含我，我特别感慨的是九大主题，文学排在第九，换句话说是最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文学是最早起步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学是垫后的。只能期待下一次新潮涌起的时候，这垫后的文学人又可以冲到前面来。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谈这套书，我还想给大家增加一个背景。几前年我在北大编过《筒子楼的故事》，请二十几位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从老的到少的，曾在筒子楼居住过的，讲我们的故事。书出来了，效果很不错，我们想表达的不是悲情，而是一段历史，告诉后来者，我们是在那种生活氛围中思考、对话和工作的。我特别强调老钱的小屋子的精神氛围。老钱夫人当年还没来，所以他一个人住在筒子楼的小房间里面，我和子平会经常到他那里聊天。不仅我们两个，有一大堆同学，老的少的，最离谱的晚上十点钟还会敲老钱的门，说要跟老师谈天。今天这个状态不可能了，我们都住的很远，彼此见面聊天，或者同学请教，都要事先预约。所以，八十年代生活环境的窘迫和八十年代学术的神聊，或者说侃大山，这种对话与合作，促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生，也造就了这一套《漫说文化丛书》。
接下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天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已经从我们当初漫卷诗书的状态下撤离了。今天在大学里面，如果还没退休，必定被一大堆重大的和不怎么重大的课题所缠绕。大家都忙着做课题，很少像我们当初那样愿意面对公众、面对读者、面对一般读书人来写书、撰书、编书。这套书在市场反映不错，但拿到学术评价领域，它不算成果。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今天学术评价里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感慨，最近十几年，整个中国学界的眼光及趣味，被各种各样的计划、课题、基金所垄断。作为写书人，我们离开了市场，也离开了读者，这不是好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没有基金支持，直面读者需求，为读者而写书、编书，那个状态更值得欣赏。我后面还有好多要说的，但就此先停下，等老钱和子平说完以后，回过头来我再补充。下面请老钱来谈谈这套书。
左起：徐鹏远（主持人）、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钱理群：我们这代学者挣扎在时代情绪和学术理性之间
钱理群：我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一定会准备讲稿，年纪大了会东拉西扯，让下面年轻人讨厌。
我非常感谢有机会让我们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畅谈八十年代的学术和文化，对我来说参加这个会充满了怀念之情，首先怀念的是我们当年的友情。我们之间实际上有四次合作，一次合作是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然后有一个三人谈。第二次合作是《漫说文化丛书》。还有两次是没有完成或者有部分完成，一个是当时由严家炎老师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当时是平原写晚清，严家炎老师写二十年代，吴福辉老师写三十年代，我写四十年代，洪老师写五六十年代，黄子平写七八十年代，这本书出来将会非常精彩。后来平原的先出来了，严老师过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二十年代小说老出不来，他出不来我们后面的就不好写了，这套书最后不了了之，非常遗憾。还有一次是李庆西策划写一本插图本的文学史，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但后来形势巨变，书也就出不来了。这也很可惜。四次合作，只有两次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保留了三十多年之久，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记得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在悼念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思考、交流和讨论越来越困难，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毫无提防、毫无顾忌地倾心交谈的朋友。我想，在座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现在大家坐不拢，一谈就吵。所以我有一句话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的知我者，可以敞开谈话的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贵州的老朋友，再一个群体就是子平、平原，北京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这个群体。
我经常想起鲁迅在五四之后说的那段话：“《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伙伴还会有这么变化”，只有我“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我现在的处境和心情，也是这样，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当年的很多人都分手了，各走各的路，能够仍然心心相印的是很少很少的。平原刚才说2000年子平从国外回来，他见了很多朋友，最后对我说，没变的就是你们几个了，其他都变了。我现在最渴望、也最珍惜的，就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朋友。所谓“随便说说”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漫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谈“漫说文化”其实是有象征性的，它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这个时代所匮缺的。所以我一再说我们今天能够公开的倾心相谈非常难得，搞不好这是最后一次。
第二点我想说说这套书，回顾一下当年写作、出版的背景。我记得在1994年，我们几篇序言合起来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各自又写了序。当时我写的序言题目叫做“岁月无情又有情”，谈到这套书编辑出版有几个关键年头：编书的时候是1988年夏天，写序的时候是1989年春天，编辑以至出书的时候是1990年秋天到1992年春天。
1988年春夏，就是刚才平原说的，它还处在文化热的时期。1985年是一个转折，1985年到1988年是文化热的时期，这恐怕是我们三个人最怀念的岁月。大家有一种感觉，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已经过去了，可以开始安心的做自己想做的、愿意做的事情了。就在这段时间平原写完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他的二十世纪小说史的第一卷的写作，同时目光转向散文。而子平当时脍炙人口的著名评论，像《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在全国最早产生影响。我自己则在写《周作人传》，最有灵气的文字全是在这时候写的。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自由感、松驰感，和洒脱从容的心态。整个放松自由了，就觉得可以搞一点闲话中的散文，和政治有点距离、更强调个人趣味的、更有文化意味的，供人欣赏的那样的文学和学术。我们当时给这套《漫说文化》丛书的定位，就是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只有在那样从容、放松的时代气氛和心情下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平原在读博士生，我是一个讲师，黄子平是出版社的编辑，我们社会身份是这样的。但我们和当时所有的文人就做四件事情：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写作，一个是逛书店，更多的是聊天。当时我有两个聊天群体，一个是我和我的学生聊天，孔庆东后来写过文章《老钱的灯》，写我当时住的二楼的灯，他每次自习回来看到老钱灯亮了他就闯进来，因为我的夫人当时在贵州没有来，学生可以随时闯进来，一进来之后就是聊天，聊到深更半夜。我记得最爱聊天的是王风，跟我经常聊到三四点种才走。另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这批人，就像刚才平原说的那样，无论是三人谈还是出书，都是聊天的产物。这样的聊天最后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聊天体的学术文章体。我们的《三人谈》，大家看到《漫说文化》的序言，都属于聊天体的学术，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学术随笔。而这样一种聊天体的学术和我们的研究对象五四时期的闲谈散文有内在的相通，所以在我的感觉里，我们这套书实际上是一种主客体的融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心灵的交融，用今天时髦话来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大概是今天读起来特别有魅力的原因。
但是那个时代也有另外一面，所以我说的题目是岁月无情又有情，其实更准确说是岁月有情又无情，那时候有情还是主要的，但是它也有无情的一面。
最后子平远去，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我的家里，三家一起吃饭的情景。虽然仍然笑着，但掩不住内心的凄凉；依然说着闲话，小心的避开沉重的话题，又在偶尔的沉默中感到心灵的相应。谁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自己和对方都会坚守住某一块精神的圣地。这样我们的友谊，实际上就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深处。
后来平原写出了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我写出《丰富的痛苦》，黄子平出版了论文集写《幸存者的文学》，只要从这三个题目，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内心、实际处境。
不管怎样书还是最后出版了，在这方面平原起到很大作用，而且这个书很快成为畅销书，这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书是别致好看，文化味、学术味、趣味十足的精品。但是我觉得这也有象征性，它证明了外在时代的干预和毁誉都只是一时的，真正存留下来的还是书，还是文化、学术及其背后的精神。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文化永存、学术永存、精神永存，这是我直到今天还坚定不移的信念。
谢谢大家。
黄子平：孤独感每个时代都有，真正找到相投的人聊天要看运气
黄子平：为什么平原第一个讲呢？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传统，永远要推出青年学者，当年在万寿寺开“现代文学创新会”，他代表我们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但是老钱还比我大十岁，他不发言也罢，一发言就激情洋溢，比大家都年轻。其实当年，主要还是平原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聊天聊出来这个选题，他说要做一套散文集，问我们干不干。我们好好的要过暑假了，结果暑假过不成了，整天在老钱小屋子里面吹风扇。好处是离水房比较近，泡一个西瓜，用自来水来冷却那个西瓜。
我们三个人里面，要说“漫说文化”，我和老钱只能在外面漫说，真有文化的是平原，下乡的时候就会在生产队里说书骗工分，上了大学天天吟诗作对，他最近还办了一个书法展。我泄露一个秘密，他到北大以后，那天住进了一个研究生的宿舍，借给他一个床铺，他住在那里特别激动，整天晚上睡不着，起来刻了一个印章给我，一个藏书章，后来平原说只有夏老师有这种待遇。所以平原是有文化的，我跟老钱真没有文化，什么茶都喝，什么酒也都喝。但是老钱比我小小有一点文化，他明年要出一本摄影集。所以只能站在外面漫说，真的进到文化里头的是平原，这么一个等差的系列。
刚才说起在老钱的小屋子里面吹风扇编这个书，讨论最花时间的就是书的名字，“漫说文化丛书”的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才想起来，能够用“漫”这个词把它概括起来，但中间那些怎么样想出来的，当然最先想到的是《男男女女》，而且实在是好卖。然后顺理成章的，《男男女女》讲性别关系，所以《父父子子》，代际关系也就跟着出来了。这几本的书名我觉得跟老钱当年写《周作人传》有点关系，你可以看出来某些影子，就是周作人的影子，乡风市声鬼神那些，故乡的野菜啦乌篷船啦，就是绍兴那些民俗都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老钱提到所谓“闲话风”的散文，恰恰是五四退潮之后这些散文家，后来他们1935年编新文学大系的时候总结出来的。“闲话风”，跟五四时候的战斗激情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五四退潮以后有一个机会，在文化的层面来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句话来概括：“从呐喊到流言”。这种“闲话风”的散文，所以跟刚才两位提到的八十年代中期这样一种聊天的风气，我认为跟法国人布朗肖的“无限交谈”，在结构上是暗合的。
但是这种找人聊天的欲望，这种孤独感、孤单，我想每个时代都有的。而某一个时代，在某一个地域，真正能够找到同气相投的人来聊天的，这就要看运气。因为每个人都那么孤单、无聊、孤独，在同时代人里边找到可以聊天，而且聊的比较深入，这个机会比较少、比较难。用西方的说法，我们要跟伟大的灵魂交谈。所以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在同时代人里头你要碰到这些伟大的灵魂机遇很低，而且到某一个深度，某一个学问的深度也好，思想的深度也好，你就会发现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中文系有一个说法叫做“尚友古人”，你在大学里头，非常幸运，有很好的同学，卓越的老师，但还是有局限。到了某一刻，只能“尚友古人”，跟过往时代伟大的灵魂交谈。所以这套书为什么说读起来轻松，又可以觉得继续读、反复读，其实我们是通过阅读跟伟大的灵魂交谈。所以漫说、漫游，也是一个漫谈，跟我们当年编书的气氛，在结构上有一种暗合。我们通过读这些书，这些人从民国一直到现当代的时候，用这种“闲话风”的方式去谈论他们所关注的文化主题。所以这套书后面，如果从理论来讲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主题的概念，另外一个是散文文体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构成这本书整个理论上的框架。
文化主题也可以稍微展开说说。我那段时间已经从出版社调回中文系，除了讲当代文学史，还开了一门课叫做“主题学”，讲的什么我大都忘记了。讲了一学期主题学，很多学生后来跟我说听了那些课很有启发。我记得“死亡”主题讲了半个学期，所以《生生死死》跟我开那个课也有关系。半学期里面讨论“自杀问题”，那段时间很时髦的是卡缪的那句话“根本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那么荒诞、活得那么无聊，你干嘛不自我了结？这是根本的哲学问题。第一堂课就要事先严正声明，就说自杀学不是学自杀。八十年代大家的神经比较坚强，现在绝对不能开这门课。我刚刚看到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的讲座，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哈佛大学的学生里面47%有忧郁症，可见哈佛压力山大，真不是人待的地方（笑）。
主题学这方面的命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当时对这些书名和选题、选材的关联。我们用最多的时间是讨论书名，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大概别人再也想不出这么精彩的书名，能够涵盖一些根本性的文化主题。主题这种东西原来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里面发展过来的，后来被比较文学收编变成比较文学的分支，再后来又被文化研究收编，这个主题学的学科也是流离失所经常被人收编。什么是文化主题呢？说是“集体潜意识”，说是“原型”，反复出现的“意象”，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我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东西有点像某一种旋律，在一个民族的潜意识里面潜伏着，其实我们天天碰到它，但未必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一个旋律，非常熟悉，非常感动，这时候马上能认出来这是一个主题，这就是文化主题，跟我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是有一个碰撞或者某一个体验的存在。
所以我们归纳出来民国以来的这些文化主题，它是司空见惯的，《男男女女》、《父父子子》，但是某一个作家、某一个散文家突然觉得对这个主题有他特别的感触，他用跟朋友跟读者谈心的方式把它写下来，触动我们，到了落花时节还可以一读再读。
《男男女女》
散文这个文体恰恰特别适合来随性的、碎片化的，而且平易近人的去讨论这些文化主题。当时编这个散文集的时候，当然没有在理论上想的很透，但是过那么多年反思一下，应该给它奠定某些理论上的框架。我先补充这些。
八十年代重新意识到休闲的意义
陈平原：子平说话是逗趣的，说我最有文化，那是开玩笑的，主要基于一个判断：我是广东人，比较讲究吃的。到了北京以后，发现北京人真不讲究吃，尤其是三十年前北京的饭真难吃（笑）。老钱是整天考虑学问问题，不考虑吃饭，所以他永远是煮面条。我们在外面吃饭，我经常说这个菜好、那个菜不好，老钱都觉得很好。所以北京大学校园里流传一个笑话，说那个饭馆如果陈平原说好吃的，那就真好吃；如果钱理群说不好吃的，那就实在不好吃（笑）。这还不严重，后来有人延伸出去，因为老钱对学生比较宠爱，因此传说，陈平原叫好的学生是真的好学生，老钱说差的学生，那就是真差的学生（笑）。这是第一个补充。
第二个补充是，之所以做这个事情，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成为作家的王小平，她让我编林语堂文集，我谢绝了，因为投入那么多时间，似乎不太值得。我对编专题文集有兴趣，出版社表示支持，真正做的时候责编是李昕，他后来当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又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对这套书很有贡献，所以首先要感谢。老钱刚才说外部环境很不利，可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顶住了。你想，90年出版前五本，92年出版后五本，都给做成了，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胆识，包括像李昕这样的编辑。
刚才老钱说盗版，不太准确。事情是这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版权卖给了香港，记得是香港勤加缘出版社，梁凤仪办的财经出版社，他们买了这个版权以后，首先选了《男男女女》，然后大动干戈，弄出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新书，我们赶紧制止，所以没有第二本。都怨我们没有经验，签合同时没说不能动。我们是转让了版权的，没想到他们做成这个样子。
第三个要补充的是，其实这套书最早的计划是，老钱因这方面最权威，他编四本，我编三本，黄子平编三本。但最后结果黄子平只编一本，因为他90年出国，后来变成我来编。《生生死死》《神神鬼鬼》如果是子平来编，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他只有一本《男男女女》，每回都告诉我，肯定是他的《男男女女》最好卖。我问了现在的出版人，果然如此。不过，不是他编的好，是因为书名好（笑）。
再接着我刚才的思路往下说，这套书开始重版，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因编写时间较早，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章没有收录。考虑到老钱、子平不可能再做下面的事情，选编八十年代以后到今天的好文章，按照这个思路续编，我带了12个已经毕业的博士分头做。选文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好文章都比较长。三十年代的人是能写短文章的，而今天的人不会写短文章。以前的人会写短文，你可以理解为他们长话短说，擅长寸铁杀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一，或者一个片断一个侧影就打住了。即使比较长的，也就是三四千字，一般一两千字就是一篇。这次选文，发现经常是上万字的论散文，五千字的散文已经算短了。而且，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是面面俱到，好像生怕别人攻击他不够全面似的。我感叹今天的人不会写短文，而五四到三十年代的作家，他们的美文、随笔、杂感、小品都很好，那个风气、那种状态下写的那些“小文”留下来了，今天反而难得，这是很让人惊讶的。
我能理解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演讲。今天的演讲稿和二三十年代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演讲稿很不一样，也是这个问题，当初的演讲稿整理出来三千字、四千字，今天我们的演讲稿整理出来大概两万字。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演讲往往两三个人合抬，如果一个人讲半个小时，今天所有请你演讲的，都告诉你一个半小时，因为两节课。顺应大学的两节课，而导致我们的演讲变成包罗万象的。很高兴今天三个人分头讲，估计每人三四十分钟，这样的状态比较好。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怀念小书》，因为当初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以后，钱锺书写了书评，有好多批评，但有一句话，说“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以前此类小而可贵的书不少，今天的书越写越厚。有些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多情况下不完全是专业论述，而是舍不得割舍，学不会剪裁，罗利一大堆材料。所以我才会感慨，小书和短文是配套的，以前的小书今天变成了大书，以前的短文或小品，今天变成了大品或者长文。
关于散文的问题，等一下有兴趣再谈。我下面谈几个跟这套书有直接关系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鲁迅当年为杂文争地位的时候说，如果文学殿堂那么威严，非要符合文学概论不可，我就不当作家，我就不进去了。原因是，诸位必须了解，传统中国“文”是核心文类，文以载道的“文”是核心文类，到了晚清以后，特别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学及文类概念，发生一个大的变化，“文”从中心退到边缘，变成很不重要了。当年朱自清《背影》出版的时候，在序里面说很抱歉，我不会写诗，不会写戏剧，不会写小说，我只能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当然属于杂文学，不是纯文学。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们对“文”的感觉从以前整个文坛的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个过程中，这一百年中，“文”还一直在挣扎，而这套书某种意义上是基于我们这个概念，觉得“文”必须重新提倡，而且“文”有可能重新回到文坛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如果看一下19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章文，第二章小说，第三章诗歌，第四章戏剧，到1929年以后朱自清写《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章排在最后。今天讲近现代或当代文学，“文”也都不太重要。当初我们有一个想让“文”重新得到认可，重新回到文坛的关键位置，而且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设想。
当初之所以分专题编散文，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学史的质疑。这个思路，我后来有进一步的拓展，最近十几年我写了好几本书，包括《假如没有文学史》，更包括《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学史》，讨论的是文学教育的问题。文学教育以文集、选本还是以文学史为中心，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力图纠正1904年引进文学史以后，整个中文系以及所有的文学教育以文学史作为中心的这个教学框架。我说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一大批没有品味，但记得一大堆名词和人名的学生们，离开这个文学史，已经没办法再自己阅读和欣赏了。我希望回到文章、直面文本、独自阅读的状态，而文学史只是作为一个帮助你了解的背景而已。我曾说过这么一个教训，夏老师讲古代文学，我是教现代文学的，曾经有一学期她到德国教书，我替她讲古代文学，考试题目是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答卷里面80%的学生举的是范进中举，为什么？因为中学课本有。后来我发现，读大学以后好多重要作品没再读，为什么？没时间，因为忙着读文学史。可以这么说，我们教给同学一大堆作家和作品名称，同时告诉他什么叫做主义、流派、风格，但实际上他没有时间去好好读作品。所以我才会说，宁肯编选本让学生们自己读，多少还有收益，比起你背一大堆名词有用得多。
第三，为什么选这十个题目？某种意义上，这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包括《神神鬼鬼》，子平补充说跟老钱当年的《周作人传》有关系，我补充的是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八十年代我们重新发现地方文化、民俗、宗教等等，八十年代我们重新意识到休闲的意义。诸位肯定记得，成仿吾当年批判鲁迅，说鲁迅落后，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所以鲁迅写了一本书《三闲集》。“有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批评的对象，包括周作人感慨晚清以降的中国人缺乏丰腴的、温润的、从容的生活感觉。外在的是因为战争问题，生活水平下降等等，没有那个能力，但也跟心态有关系。这就说到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狭隘论述。而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及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人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奋斗达到这种从容的生活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个目标。
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谈文化的时候，都明白散文的特点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某种侧影。谈中国文化，不一定在儒释道的大文章，不一定在教科书，不一定在文化史，也可以是在散文的点点滴滴中，见到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而且，用这些接地气的、生活化的、零碎的、感性的材料来弥补过于宏大的叙事和过于僵硬的概念，是有意义的。这是当初的一个想象。
最后做一点补充。这套书是领读文化做的，他们最后决定加朗读，做二维码扫描。这是他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意见，做出来以后，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跟今天听书的趣味和潮流有关系，也跟现代白话文的产生有关系，像胡适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周作人所说“有雅致的白话文”，或者叶圣陶所说的作文如写话，这些都在强调白话文写作中，如何在文字和声音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前因为技术途径限制，我们只能出文字的书，而今天有了这个听书的可能性，或许文章的感觉会发生变化。看的文章和听的文章是不一样的，而叶圣陶代表新文化那一代人所一直强调的是，白话文的最高境界是作文如说话，文章最后能读出来，而且能听得进去。也就是说，不仅能看，而且能听，这是文章很好的境界。无意中，因为这个技术手段的改变，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很高兴。
我就补充这几点，先说到这。
现代中国的文章受演说的影响很深
黄子平：我对平原最后说的一点也有感触，“文”这个概念一向都是要朗读的，尤其到桐城派这条线，鲁迅带贬义的说法叫做摇头晃脑。但是五四的时候他们正好反桐城派的，白话文后面，“文”后面声音的意念是非常强的，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它跟说和听，希望同一，但是这个同一是乌托邦的梦想，因为各地的方言跟文字之间的差距很大。所以他们能够朗诵、能够读、能够听这方面是搞不过桐城派的，没有桐城派那么摇头晃脑，铿锵一下。所以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变得可以读？反而不是文，反而不是散文，而是所谓朗诵诗。从延安开始到四十年代重庆、昆明，在朗诵诗这个文体上实现了两者之间的统一。而散文我们可以读，唯一可以摇头晃脑的是普通话实现了霸权的小学课堂上。但是你想想，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摇头晃脑来读鲁迅的文章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领读文化把这套书做成有声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尝试或者说很好的努力，重新使文字和声音的结合，在一个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
钱理群：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包括鲁迅作品，是要靠朗读的。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钱理群讲课很有名，我回忆我上课最得意的两堂课都是朗读。一次是北大开大一国文，有一堂课讲史铁生的《我和地坛》，我一上课就宣布今天不讲，我只朗读，我读完这个课就结束。而且我读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完全凭我的感觉去读，读完之后学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最有意思的是两个吉林大学的同学，专门跑来听钱理群的课，听完跟我说，老师你怎么这么上课！但是他最后又说了一句，哦，我懂得该怎么上课。这是我最得意的在北大上的一堂课。我这个人有气场，一下子把学生吸收到课里面，我一读，他们很容易进入。
另外最得意的是我在中学讲了一堂课，我做了一个实验，把鲁迅《野草》里面几段精彩的文章摘选出来取名叫“天、地、人”。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说下面我要朗读，请你们听我读的时候，不要去想这句话象征什么、它有什么意义，不要作任何分析，就是听。于是，我就有声有色地放声朗读起来。然后让全体同学站起来跟我读，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同学眼睛都发亮了，觉得好像是感悟到什么东西又说不出来。后来我用个方法到台湾讲课，台湾那些大学教师说钱先生课可以这么上吗？而且大学的课可以这么上吗？我说这当然不是所有的课都这么上，至少有些课是可以这么上的，台湾学生反应也非常强烈。
鲁迅
我当然无意将我的这样的上课方式普遍推广，但它内含的一个教学理念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强调文学教学中，要注意文字和声音的结合。文学很大的魅力是来自文字背后的色彩，画面，和声音。我刚写了一篇文章谈我的鲁迅阅读史，就谈到我在1947年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哥哥的书里突然看到一篇叫鲁迅的人写的《腊叶》，腊叶里面那种红的、绿的很绚烂的色彩当中突然有一个黑色的斑点，明眸似的看着你。当时还不知道鲁迅是什么人，但读他的文章直接感觉，一个是奇，一个是怪，而且读了以后很震撼，说不清楚的震撼。其实我无意中抓住了鲁迅文学的本质。以后我不管读多少鲁迅，我始终觉得色彩斑斓中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在盯着我，这样影响我一生对鲁迅的理解、感悟。我晚年读鲁迅，最受震撼的是读《野草》的《颓败线的颤动》。鲁迅说过：“当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是没办法用言语表达的，一说出来就变形了。但鲁迅偏要挑战这一点，他要努力把不能言说的人类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尝试着借鉴现代绘画和现代音乐，先把“无言的词语”转换为人的躯体的颤动，再转换为天空的颤动，“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的壮阔的世界。我感觉鲁迅文字的魅力，就在于文字的色彩感与音乐感，这是我主张用朗读来感悟、接近鲁迅的文学的原因。
陈平原：老钱这个经验不具有普遍性。第一是他讲一次可以，要是一学期都这么讲的话，学校要请他交代一下。讲一次特别惊艳，但一学期都这样不行。第二是老钱的声音有磁力，我就不行，我如果像他这样朗诵两节课，必定声嘶力竭，效果不好。我的学生说我不会用声，夏老师讲话很轻松，坐在教室后面都听的很清楚，我讲话无法达到那个效果，我的学生甚至建议我到中央音乐学院训练一个学期。我发现这是天生的，没办法。老钱是演话剧的，所以他这样做效果好，别人这么做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强调声音，这点我赞成。我前面两年在广东编《潮汕文化读本》，从小学一年级读过来，也是要求他们配朗读，课本上扫描就可以听，童谣、诗歌、文章也是这样配，也是强调声音对孩子们的诱惑，实际效果很好。
这么多年，虽然还没有成书，我写了好多文章，总题目叫“有声的中国”。大家肯定记得鲁迅的一篇文章，提倡白话文的，题目叫《无声的中国》。我说“有声的中国”，是研究现代中国声音的一种特殊状态，那就是演说。我写了好多文章在讨论，从晚近开始，“演说”进入中国以后发挥很大的作用。当初梁启超接受犬养毅的建议，说中国文明开化，应该学习日本，那就是报章、学堂、演说，这是三种最有效的武器。演说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中，在传播思想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会强调演说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演说如何影响到日后文章的写作。现代中国文章受演说的影响很深，这是我自己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我想说的是，像老钱那样有自己的特殊爱好，而且用这样的实践，让学生们通过朗读体会鲁迅文章的魅力，这是很了不起的。但也是他个人的特点决定，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像他这样的。建议有媒体趁着钱老师身体好的时候，作为一个专门的课，不用解释，就是让老钱读鲁迅。就听他朗读，最多配一点淡淡的音乐，我相信这样做出来，会效果很好的。
黄子平：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听众我补充一下，最近“声音的政治”和“听觉文化”的研究，现在在学术界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尤其是现代社会怎么样用听觉来营造意识形态等等，在麦克风、电唱机、电视、电台这些发明出来以后，现在研究的人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文章也都出来了，有一本书叫做《声的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写的，台湾已经有译本了。所以声音这个东西，声音跟文的分离和结合都是在现代进程里面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刚才说文章长和文章短的关系，因为朗读，摇头晃脑朗读的这种不可能写长，因为它有一个速度问题。听，不能听那么久，连评书都不能讲太长时间，评书联播都得在某一个时间长度里面。如果阅读，阅读速度比朗读要快很多，而且阅读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回过去读，或者跳过去翻页读。当然录音机可以快进，一快进它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速度问题带来的理解的深度的问题，早年全人类都是朗读的，为什么后来发展出来不再朗读，而是以默读为主，因为书很厚、文章很长。通过默读我们可以进入深度理解，朗读只能感染，被老钱这样有磁性的声音所感染，但是要深度理解的话还是要靠阅读。所以现在既有文本，又有二维码可以扫描，这是很好的事情。
陈平原：刚才子平说阅读的长处，我突然想起来，1906年章太炎谈现代学堂。以前是书院里面自己读书，现在改为学堂，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听，不管是20人还是100人、300人，反正是一个讲、一群人听。他说这种教学方式，必定导致将来的人由“眼学”转为“耳学”。以前主要是靠自己读书，用眼睛阅读，他会一边阅读一边思考问题。相对来说，听人家演讲，一次过，而且一不小心就过去了，很容易听顺听溜，而且会走神。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从眼学到耳学，将来二十世纪以后的学问，很可能都是“道听途说”。有人负责说，有人只管听，而不是自己写和读。我当年做小说叙事模式转变时，特别强调，小说叙事方式的改变在于从广场或说书场中移到书斋，悬想读者坐在书斋里独自阅读。默读的出现，是现代小说兴起的关键。今天我们谈声音的传播，必须警惕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北大的一大特点是讲座多且质量高，刚来的学生会特别喜欢听讲座，这个时候我会提醒，听讲座很好，但自己读书最要紧。因为听的和读的不是一回事，听的时候很容易抓住某些有兴趣的、你能够理解的迅速记忆，但不可能深入的挖掘和展开。在这个意义来说，一方面我们强调听，另一方面也请记住章太炎的那句话，纯粹道听途说不行。
因为这个书使用二维码听读，其实是牛刀小试，因为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听书节目，学生给我推荐了好多个。尤其工作紧张的老学生，告诉我说，他们一边开车一边听，或者一边做饭一边听，一边跑步一边听，这是一种新的文化传播的形式。
散文是跟所谓大师、经典这些概念对立的
徐鹏远：刚刚陈老师讲的过程当中提到在编这套书，后补八十年代到今天文章的时候字数长度的问题，以及新的传播手段“听”的方式，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这种文章为什么字数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字数越来越长，可能我们的散文写作的数量也在下降，比如当我们提起散文大家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陈老师的师爷朱自清先生，但是提到当代作家的时候我们能想到哪个是以散文著称的大家吗？可能大部分人并不能一下子想出来，当代比较知名的作家，更多是以小说为大家所熟知。
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一个资讯爆炸的环境中，读到更多的可能是公众号上的评论等等，所以写那些文章的人越来越多；论文可以发在期刊，可以拿项目、拿基金、评职称，所以大学里很多人写论文；诗歌，你写了至少可以朗诵一下，至少可以录个音频、拍个MV等等，最不济在QQ空间、朋友圈可以发一下。如此一来可能散文的存在状态会变得越来越尴尬，因为除了写给自己，好像没什么别的用处。
再比如，今天这套书出来之后，我相信在未来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内，很多公号都会把这里面的文章发出来，因为很短，两三千字非常适合手机阅读，又都是经典作家的文字。但是当它进入到我们日常阅读当中的时候，它的这种吸引度是值得疑问的，比如你刚读《男男女女》里面的文章谈爱情问题或者男女相处的问题，这时候朋友圈跳出来一个说直男癌怎么怎么样的文章，我相信这篇的阅读量肯定会高过那个。
所以我想问三位一个问题，这套书从三十年前开始编的时候，那时带着八十年代后期的趣味，旨在培养读者的审美、趣味，放到今天的阅读环境当中，这样的初衷是不是还能够比较原汁原味的得到实现？这种经典阅读连同其附载的审美趣味能不能在今天的读者当中产生真正的作用？包括刚才说的散文问题，无论从创作的角度还是从阅读的角度，我想听听三位老师各自怎么看待散文的当下状况？
黄子平：我没有再重新仔细翻这些选的篇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恐怕好像有意的避开三位散文大师，刘白羽、杨朔、秦牧。我觉得是有意的，对不起这三位，因为他们都牢牢的住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面那么多年，我们再选进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涉及到所谓散文大师、散文的经典作家，我觉得这种概念本身跟散文是蛮拧的，因为散文这种写作，没有说我要靠散文建立一个典范，建立某一个高度，建立某一个经典。他们说是随性而发，就是闲聊，他写出来的时候就跟所谓大师、经典这些概念是对着的。
散文的一个好处，恰恰因为它没有这些经典、没有这些典范和某些固定的规范，使得它一开始就是非常的宽容、非常的包容，使得挑战没有意思了。我要挑战某一个大师，说我要写一个反散文的散文，大家说你这个还是散文，一下子也就歇了劲。这跟诗歌很不一样，诗人经常出来说我要写一个“纯诗”，只有我写的诗才是诗，别人的诗不是诗。诗人脾气比较大的，成立一个诗社，发布《诗歌宣言》，然后动不动自杀。没有听说一个散文家要成立散文社，发布《散文宣言》，宣布我写的是“纯散文”，别人写的都不是散文，而且散文家都活的寿命很长。所以文体决定写作主体，概念不同。它的好处是，不管写的怎样稀奇古怪出来，人家还是承认你是散文，你一下子没脾气了，再怎么样挑战，再怎么样反叛，都没有意思了，你就好好地写你的散文。
互联网的普及，散文和诗会重新崛起
陈平原：“散文”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相对应的是韵文或者骈文，至于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这个意义上的散文，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概念。而这个散文说到底，按照西洋的说法，除了韵文都叫散文的话，那小说也是散文。散文怎么界定，有好多专业论述，我只想说一点，不要轻易否定人家是散文。刚才你说大家在那里批注，今天各种公众号的批注，或者前面一段写微信微博，你不能说那不是散文，只是说他写的好不好的问题。这个年代，你不能保证公众号不出大散文家，在我看来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今天的写作姿态，恰好是随心所欲的挥洒，说不定再过五十年来看，这十年中各种公众号会出现好多好文章，他们将来自己出集子，选编一下，沙里淘金。某些公众号挺好看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日后成为散文经典，很难说，也许就是。
200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我说的是“小说的世纪”结束了，大家很惊讶。我说的意思是，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当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二十世纪是小说的世纪。确实如此，二十世纪是小说的世纪，小说成为第一文类。小说成为第一文类，此前是不可能的，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小说，不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文类，更重要的是文、是诗，小说比较靠后。但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成为第一文门类，这没有问题。当初我的预想是，二十一世纪，小说的某些功能在瓦解，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老师说你要学经济学，不看《子夜》怎么可以呢？今天完全不用看《子夜》，经济学也都学的很好。当初小说承载这么多功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在小说里面，尤其在长篇小说里面包含着。当各种专业知识分隔越来越严重，教育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小说这方面的功能可以也必须卸载。今天的小说，不像二十世纪的小说那样必须成为百科全书，大家读小说，也没把你当那么严重的话题。
当初我预想，那个预想今天看来还有待证实，我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两个文类会重新崛起，一个是散文，一个是诗，因为它的“业余性”。换句话说，写长篇小说需要一定的能量、时间，还有技术，但写诗和文，尤其散文，不见得。你会发现一些人才华横溢，出口就是好文章，他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但因为经历、因为才情、也因为他自由的写作心态。刚才子平特别强调那个心态，散文最最关键的是写作的心态，心态好，这种洒脱的心态写下来的东西，很可能就会成为好文章，不管是长还是短，是文还是野，它都能流传。反而是那种端着，那就是写论文的架势，效果不好。我不太欣赏“大散文”的概念，就是因为他很容易端着，端着那个架子，像写长篇小说一样地写散文，这二三十年代的美文、小品、杂感，跟这些东西完全不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更欣赏那种比较闲散，有学识作为根基，有心情作为底蕴，然后出于闲散的笔墨而成的小文章，那是我比较欣赏的散文。
但我必须承认一点，还有另外一种散文，就像子平说当初我们有一点排斥的，像杨朔、刘白羽，除了他们本身受时代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我不太欣赏那种一味抒情的散文。我承认它是一条路，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条路，而且认为这才是散文正宗。题为漫说文化，你就会明白我们必将偏于文化、历史、民俗，而不是纯粹的个人抒情。个人抒情，犹如写抒情诗，如果散文走纯粹的个人抒情……
黄子平：抒情倒也罢了，抒豪情。
陈平原：那应该是属于特定时代的，我们不能这么来谈。
还有一个我想解释的是，我的感觉是最近一二十年的散文，有小说化的倾向。有人问朱自清《背影》有没有虚拟？我觉得不严重，最多是细节的虚拟和形象的描述，但最近十年、二十年，我感觉很多散文越来越戏剧化，写的很像小说，连累而及，连高考作文也都写的像小说了，这不是好的倾向。当然这是我个人文章观念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想解释的是，我的感觉是最近一二十年的散文，有小说化的倾向。有人问朱自清《背影》有没有虚拟？我觉得不严重，最多是细节的虚拟和形象的描述，但最近十年、二十年，我感觉很多散文越来越戏剧化，写的很像小说，连累而及，连高考作文也都写的像小说了，这不是好的倾向。当然这是我个人文章观念的问题。
黄子平：你说小说终结，人家只好到散文里去写小说了，都得怪你（笑）。我想为小说一辩，为小说家留一线活路。小说有一个功能别的文体不能代替，小说相当于在人物灵魂里面安了一个麦克风，他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三十年没见”，你根本在日常生活中没人听得见这句话，这就是小说的功能，它能够把人物主观的话语、想象、内心独白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没有任何一个文体可以这样。应该让小说干只有小说能干的这个事情，只有小说能发挥的功能，就是让人物的主观想象，人物的内心独白，人物的那些所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秘密，透露出来。你最亲密的人都不会像小说人物那样跟你掏心掏肺讲这些事情，这是小说最厉害也是最需要的功能。
但是某些方面小说比散文更有包容性。在小说里边谈哲学怎么办？你设计一个人物叫哲学家，于是他的所有哲学思考就跟叙述融为一体。小说里面也可以写诗，设计这个人物是个诗人，他写的很多烂诗，单独发表不了，可以全部被抄到小说里头。你还不能骂小说家写烂诗，那是小说里的人物写的，他的才华如此，我拿他没辙。小说的这种包容性，因为在人物设计上有很多方便。
陈平原：当初我的文章发表后，好多小说家都回应，林斤澜先生很认真，召集北京的小说家跟我座谈。有人说我断言小说要死亡，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只是说，“小说的时代”过去了，小说不该再大包大揽，应该回到小说能够做、应该做、以及最擅长做的事情。我当初提到电影对小说的冲击，乃至各种游戏对小说的冲击。到底什么是小说最擅长、别的门类不具备，必须想清楚，以后小说才有可能大发展。当初讨论时，好多作家是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的小说至今卖的很好，不受冲击。其实到现在为止，小说可以改编电影电视，在所有文体里是销路最好的。但是必须意识到，当社会科学兴起，当今天的游戏、电影、电视出来以后，小说还应该固守什么、保全什么以及发挥什么，这样的话可能会走的更远一点。当然我承认，到今天为止，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坛还是处在最有利的地位。
卖的最好是《男男女女》，卖的最不好的是《读书读书》
徐鹏远：三位老师建议给大家多一些提问机会，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
提问：我想问一下钱老跟陈平原两位老师，钱老以前写文章说过去上学叫读书，但是现在孩子上学主要是应试，钱老师教过中学，陈老师也提到教中文系的时候发现学生知道很多书目作家名字，但是不读作品，所以我想代表家长，包括老师，想知道中小学生怎么引导他们比较好的读书，特别是学校在教语文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阅读，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钱理群：现在不读书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老师自己就不读书。中小学老师除了参考书之外不读别的，大学老师可能也不读书。不读书可能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你问我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很多老师提过一个看法，我说整个教育没指望了，但是你可以在你可能的范围内做一点引导学生读书的事情，你引导一个算一个，你别想经过你的引导大家都读书，别做这个梦。但是你去引导，引导了，就会有人读书。最近我非常高兴，今年教师节，我收到一批来自现在还在农村教书的老师的信，因为当年他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听过我的讲话，他们一直记得我说的话。其中一个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他说你当年说的对，我们原来寄希望太大，到后来完全不是这样，但是我还在坚持。他告诉我自己现在也还在读书，同时坚持每个星期让一个学生去读一本书。我在回信时就对他说，在当下能够这样做就很不错了，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就更好了。中国的问题，你想大范围根本去解决，根本不可能；但是每个人可以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还是寄希望于老师，现在也确实还有一批爱读书的老师，而且我发现在一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包括老师也组织读书会，这是好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利用网络，我一直在推荐福建的老师组织1+1读书俱乐部的经验，在网上大家约定阅读某本书，读完以后大家互相交流，那个读书会进一步发展到同一个小城市里面找一天大家来读书。那年我到福建去，他们在网上发通知说钱教授来福建，许多老师从各县跑到福州跟我对话。所以我觉得在总体绝望的情况下还是有希望的。，我一直主张“从改变你的存在开始”，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件好事，比如引导孩子读书，哪怕读一本书，长期坚持下去就会有一定的效果。
陈平原：我做一个补充，我没有像老钱那么绝望，因为我这几年在北京、南京、广州跟一些中学老师见面，挺佩服他们的，他们真的是自己读书，而且带学生读书。反而是我在反省一个问题，是否拒绝一概而论。刚才老钱强调从自己身边做起，表面上是比较低调的论述，但我更愿意强调它的合理性。今天很多人特别想找到特殊的途径，建立一个权威，下一个读书的指令，让全国学生来读什么书，这不是好事情。再伟大的人，再正确的论述，你都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不同学校、不同老师之间巨大的差异，我反而更愿意强调每个老师自主的选择，以及他对学生独特的辅导。其实，第一线的老师们真的比我们更知道学生的需要，而且他们的指导更有效果，也跟有意义。出外讲学，经常有人问我开书单，我说没用，因书单只适应自己的学生。在更广大的范围谈问题，应该节制，过于强调某种自己的理念，忽略中国千差万别的家庭和千差万别的学校以及学生，这不好。在这个意义上，给现有的中小学老师提供比较好的条件，让他们因地制宜，影响他们的学生，这样才能培养出千差万别、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学生。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思路来强行推广，效果并不好，不仅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即使有这个能力，这思路也是错误的。所以我更愿意说，给每个第一线的老师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大的自主权，让他们自己认真读书，也带着学生们来选择和阅读，这样效果更好一点。
黄子平：我比老钱更悲观，我听平原说这套书现在卖的最好是《男男女女》和《世故人情》，卖的最不好的是《读书读书》。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讨论口袋书，他说很奇怪，华人世界没有一本口袋书是成功的，如果出口袋书是自取灭亡的，本来我们这套书的设想是要出成口袋书的。日本的地铁上全部都在读书，法国、德国、俄国地铁上所有人都在读书，读书是一个社会风气，它就是一个读书的社会。而中国本来读书人地位非常崇高的，我们下乡的时候，老乡心目中读书人的地位非常崇高。现在流行的电影台词叫做，“我读书少你别欺负我”，很自豪的说。我认识一位上海的教授，他去日本交换，离开日本的时候，在东京机场行李超重，买太多书，要罚他钱，这个老师把钱都花光了，就跟机场的人说，我在东京大学交换。那人说东大啊！不用罚钱了。日本尊重读书人，把读书人地位弄的很高，所以他们年年拿诺贝尔奖也不奇怪。咱们这里以读书少为自豪，没得救了。
现在北大的学生也开始不怎么书生气了，这不是好事情
提问：三位老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是在1985年，现在将近三十年之后，我的问题是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从革命的世纪到告别革命的年代，从身处二十世纪来看概念到离开这个世纪看这个概念，有没有不同？就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解读。
黄子平：二十世纪过去了，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粗的讨论现代文学史的框架。当年我们也是反复讨论，由于《读书》杂志的影响太大，所以暴得大名，非常惭愧。后来我们没有机会再来反思这个概念，但是发明了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就说这些概念还能不能成立不重要，重要是那个“时刻”，那个概念冒出来的时刻多么令人怀念。然后还沾沾自喜，我们当年非常有勇气，比较大胆，现在打死我们都写不出来。如果当时我们再继续琢磨，讨论来讨论去，要搞得它很完美，可能就出不来了。重要的不是这个框架是否仍然有效，它应该早就过时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人来代替它呢？我很失望。
《读书》杂志
陈平原：其实，这个概念没有过时，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体制化了。北大还在讲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好多大学已经在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早年提倡者，我们会反省当初提出概念的时候思虑不周，以及留下的一些遗憾。当初的直觉不错，有些判断也可以，但总体来说，就像子平说的，我们思想不成熟。大概十年前，老钱专门写过文章做自我反省。因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体制，希望各个教学的老师，第一讲讲述这个概念的产生以及必要的批判，接下来再进入正题，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钱理群：你们可以注意一个现象，我们三个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这个概念提出是有针对性的，现代、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1980年代初，就要求从学科原有的作为革命史一部分的框架与限制中解脱出来。我们最初的本意，就是要使现当代文学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结构的学科，也可以说是对既定的、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革命模式及其相应的观念、结构、方法的一个挑战，它之所以引起轰动性的反响，原因就在这里。但一种新的口号、新的思想提出来以后，它在得到认同，特别是在自身成为主流之后，马上就会面临发生曲解的危险，而且是倡导者根本无从把握的。后来我们三个人就沉默了。今天回过头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口号，我仍然认为，它作为一个学术观点、主张还是可以存在的，至少是一家之言，不见得完全过时。但是它没有想的那么大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自身是有缺陷，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问题的。它的最大价值可能还是历史价值：它确实对19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突破起了很大作用，打开了全新的思路；而它内含着的对既定、主流研究模式的质疑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不但跟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气质相一致，而且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黄子平：我是既得利益者，提职称，当年上头一查，这篇论文的引用率是所有现代文学论文里面排第一，这就不得了，引用率排第一。他们迷信“引用率”这玩意儿。赞成的也好，尤其批判的也好，也算引用，越多人批判引用的越高。这个概念里面最大的问题，当然也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一厢情愿的缺乏反思，所有思考的焦点，你的问题提出来的方式，都是笼罩在对现代化和现代性毫无反思和毫无批判的思路上。因为整个框架建立在那个上面，你要做任何修补和修改都是不可能的，这是最值得去反省的层面。
提问：我想问钱老师一个问题，我自己读鲁迅先生作品，我最喜欢他的作品是《影的告别》，因为我觉得写出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我想请问钱老师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最喜欢的一篇，能不能讲一下您和最喜欢的作品之间的故事和经历。
钱理群：我刚才已经讲了，我最喜欢的一篇是《颓败线的颤动》，正好我写了文章，谈我和《颓败线的颤动抖》的结缘的历史。但这篇文章是应一位朋友特约而写的，在文章发表之前，我还不能公开透露文章的内容，这是要请这位朋友原谅的。
提问：首先对钱老表达敬意，因为我之前不喜欢鲁迅，不喜欢的原因是我读不懂，后来通读《鲁迅全集》，又看了您的《周作人传》，对我而言打开了了解周氏兄弟的两把钥匙，我自己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可能是您一直关注的点，包括您讲座开始说的话非常有情怀，我听了非常感动。在现代这个时代下并不是所有中文系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可以留在高校，因为相对于社会而言，高校还是相对安静一点，可以读书。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滚滚红尘之下，我们应该在思想以及态度上保持怎样的状态才能坚守这份初心？
钱理群：我昨天刚完成一封长信，今年教师节，一些农村的老师，一些当年读师范的老师给我写信，我在信里这样谈的：我说按正常的人生是分三个阶段，一个是读书期间，包括大学，也包括研究生期间，这是一个做梦的时代，有许多理想，对未来有种种想法。第二个阶段就是步入社会以后，就会面临理想和现实巨大冲突，即使你原先在学校里已经看透了许多事情，但现实依然比你预计的要严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大体上可能有四种反应。第一种不管现实，继续做梦。这样的反应现在可能已经不再有。第二种反应是，开始也对现实不满，但后来就逐渐适应，最后被现实同化。特别是在现实中得到好处，自己也成为既得利益者，就自觉地放弃、背离自己原初的理想，发生了异化。第三种反应，是既不甘心完全妥协，又没有勇气坚持理想，或者没有机会挤入既得利益集团，就陷入颓废、虚无、混日子。第四种反应是我比较赞同的：首先要面对现实，不断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理想做适当的调整，有一些反思，甚至要做一些妥协，但这个妥协又是有底线的，然后再寻找现实的空隙和机会，在有限的空间里逐渐的实现自己的部分理想。刚才提到的跟我通信的农村老师，就告诉我，尽管他在现实生活感觉到社会整体的黑暗，自身整体的无力，但也还是尽可能的在自己教学的范围内教好学生，使他们能够正常的、健康的活着。我觉得这个老师的选择可能对即将离开学校面对现实的同学们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可以说我自己的一生基本就是这样过来的。到了老年反而在天天做梦。人生就是三个阶段：入世前，不同程度上做梦；入世后就面临现实和理想巨大的反差，在挣扎和坚守中收获丰富的痛苦；到了老年出世后又在更高层面上继续做梦。
陈平原：我很高兴北大中文系有好几位像老钱这样退休以后状态很好，比在工作的时候发挥得还好，不是逐渐走入低潮，而是越来越激昂。老钱告诉我，他每天不写作就困了，我说我相反，写作时就困了。所以他继续在做，而且发挥的非常出色。刚才老钱说的学生四个阶段，他还是理想化了，他忘记了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学生在校的时候已经过早的不做梦，很早就进入社会，而且会觉得老师你们怎么还那么天真！以前我们对学生说，你不要太天真，但是现在反过来，学生告诉我们不要太天真。
钱理群：即使这样的学生再世故，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反差太大，所以对你们来说，毕业以后才是真正的考验。
陈平原：北大学生比起全国各大学的学生来，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在校期间书生气比较足。而现在北大的学生也开始不怎么书生气了，这不是好事情。
钱理群：就是不做梦了，书生气就是做梦。
陈平原：老钱出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写完以后不知道题目叫什么好，我跟他说就叫《人之患》吧，因为，老钱就是“人之患，好为人师”。
黄子平：老钱最大的悲哀是跟着平原混，所以都叫作青年学者，根本跟平原不是一代人。突然从老钱变成钱老，一夜之间，他都没有反应过来。从“青年学者”变成“北大老教授”，所以他丧失了人生很重要的阶段，叫做中年（笑）。一下子从青年跳到老年，非常悲惨，因为中年是非常丰富的人生阶段（笑）。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读中文系的人特别爱提这种问题？情怀啦，滚滚红尘啦，跟你们的专业选择，高考的时候填志愿脑子进了水有没有关系？我完全不懂，别的系学生好像不那么容易提出这样令老师也非常困惑的问题。
钱理群：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
提问：三位老师好，刚才陈平原老师提到在点点滴滴中，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看出中国文化的变化，当年有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研究鲁迅在北京居住周边居住的时候邻居是谁，每天的环境是怎么样，我想问三位老师，尤其是钱理群老师，您退休之后，我看到新闻报导说您住进养老院，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您的日常生活，包括您的作息时间，这不是为了窥探您的私生活，而是一种研究路径（笑），您什么时候写作、您是否锻炼身体等等这些问题想请您谈一下日常生活。
钱理群：我最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搞不好网上就传开了，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大家注意我。我之所以躲到养老院去，最大的目的是想退出公众视线，让别人都不注意我，可以自由的生活。你问到了，我好像不回答也不礼貌，简单说，这也是我昨天写的一封信里讲到的。
陈平原：你昨天到底写了几封信（笑）。
钱理群：一封长信，就是给农村的老师们写信。一位老师来信说，我爷爷87岁，每天在地里转来转去；我就回信说，我跟你爷爷一样，他在地头转来转去，我在书斋里耙来耙去，耕耘我的“一亩三分地”，写我自己想写的、愿意写的东西。我现在写作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也不求发表，别人怎么评论我都不管，完全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进入自由写作的阶段，我日常生活主体就是这个。我也每天散步一个小时，而且我的散步有一个特点，我自己称为用婴儿的眼睛重新打量大自然。我的养老院条件比较好，院子像公园一样，每天就是那些草木，天空、云彩，但是我每次看的时候特别注意今天和明天有什么变化。，我经常去锻炼的地方有一棵树，开始的时候它完全是绿的，后来这边开始变黄，那边还是绿的，我每天去都看到黄颜色怎么逐渐侵蚀绿色一边，最后变的完全黄色。发现这些看熟的一草一木每天发生微妙的变化，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我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好，而且对我的身体健康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天就做这两件事：在书房耙来耙去，在园子里看来看去，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保持某种程度的新生状态，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我现在也还在竭力地将自己的晚年生活浪漫化，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浪漫状态还能维持多久。
黄子平：我揭发老钱，我到他家去，那时候他还没有搬走，看到他客厅里面摆了一部很高级的跑步机，不说牌子，--他的跑步机上堆满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杂志。
钱理群：我原来不锻炼，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每天散步一小时。
文学批评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听老师讲这些心理很有启发，想到前些日子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当时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包括作家、散文家出了一本书就会有好多评论界的朋友进行批评，老师给我们提出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可能有这样的倾向，一个作家出新书的时候，抛售评论家批评的时候，往往由文学批评变成大部分是文学表扬，甚至演变为文学广告，三位老师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师，肯定有切身的体会，我想问三位老师对这种文学批评出现的批评无力的状态怎么看？
黄子平：我有一年回来碰到苏州大学一位老师，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说，他说你离开的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要不离开，你会成为全国知名的“红包批评家”。什么叫做红包批评家？那些新书发布会通常都是在北京，如果资金比较充足挑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当然先找北京大学做当代文学批评的老师，一进门签名，签完名红包递上来，你当然就变成红包表扬家。我出了一身冷汗，逃过一劫。非常有趣，我有一次听河南作家李洱描述这些红包批评家非常的匆忙，任务繁重，要赶好几个会，到了一个会坐下来拿完红包以后，“很高兴来参加这次……”，然后扭头看横幅，才看清楚横幅上是讨论谁的哪本书，然后说这本书“很有深度、很有广度、很有高度，很有各种度”，讲完以后又要赴下场批评。我觉得不是文学批评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没法解决。
陈平原：子平说的是当代文学，而且更多体现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出版座谈会。我的研究对象章太炎死了，鲁迅死了，胡适也早死了，不会开自己的作品出版座谈会，所以我们很少碰到这个挑战和诱惑。这么说吧，大套书，比如《章太炎全集》出版、《王国维全集》出版，这样的话我们会参加，那种氛围，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认真，而且比较客观一点。不排除在那个场合里会多说一些表扬的话，但是和红包批评家不是一回事情。所以，我相信在整个书评界偏于软的状态下，可能当代文学的这个问题最严重。当年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做现代文学，他那个时候现代作家还在，他就说做现代文学最大的警醒是不要跟作家走的太近。王先生基本不跟作家打交道，据说某作家挑一担书到他家，说你的文学史就写我这么几行，合适吗？撩下来就走了。所以，作家的压力对于当下的研究者来说很严重，假如要保持史家立场与眼光，双方关系密切那是比较困难的。记得王瑶先生的话，即使偶尔谈当代文学，我也基本上不跟作家有密切往来。因此，也就没有那么多诱惑在等待着我。
钱理群：接着平原的话说，我的原则不跟作家联系，也不跟作家的家属联系。比如我研究鲁迅、周作人，我基本上不跟鲁迅、周作人家属的交道。当然会有一些损失，比如材料得不到，但是我觉得宁愿不要，也要保持我的独立。因为跟家属关系搞好，有了感情以后，就很难保持学术研究必须有的距离感与客观性。我顺便说一下，大家可以注意，我这些年任何会不参加，我只参加一种会，就是我的作品要出版了，要召开发布会，我就必须参加。因为出版社出你的书很难，尤其是我的书更不容易出版，出来了，就要求有一定的销售量，需要宣传，开发布会，自然有一定的商业目的，我们不必回避这一点，而且这样的商业目的是合理的，我也有义务参加。参加的时候我也尽可能使其变成思想与学术的交流，今天这个会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实际上是学术的交流。
黄子平：你们两个说的很有深度，但是缺乏广度。
徐鹏远：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没法展得太开，我可以做一个有价值的广告。刚才那位同学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去凤凰网看一下我们上一期的风沙龙，李陀和许子东两位老师就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聊了很多，应该可以给你提供更多解答。
提问：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我们一般说少数民族作家，比如像老舍、阿来，我们认为可以纳入文学讨论，但现在网上还有很多网络小说，可能以比较猎奇的心态放大作为卖点，里面出现类似于东方主义现象，我自己是贵州苗族，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在少数民族现代化速度越来越加快的情况下，怎么写出自己民族声音的作品？甚至说在二十一世纪或者再往后的网络时代，写出自己民族的声音还有无必要？
钱理群：我把话题拉开一点，今天的话题是漫说文化，对文化的理解，我们通常一讲就是古代文化，古代文化又集中在儒家文化上。实际上不仅有古代文化，同时还有现代文化，我想提醒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民间文化，我们应该有这个大视野的文化概念。这位同学谈到贵州苗族，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记得我在退休以后和贵州的朋友编了一本《贵州读本》，并且到贵州各大学演讲，还专门到民族学院和少数民族学生交流，我讲话的中心就是强调现在少数民族的文化有消失的可能，因此你们一定要坚持少数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坚持学习与运用你们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没有想到学生的反应却是，钱老师，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就业，要就业就必须懂得汉语，而且最好懂得英语，对我来说，最现实与迫切的，不是坚守民族语言文字的问题，我最关心的是请你告诉我如何学好英语。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们这些学院里的教授，只是从理论、理想的层面，关心与思考少数民族文化的命运，这本身并无问题，而且自有价值；我们的问题在，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的学生、乡亲，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更加实在、迫切的问题，我们的理论、理想就有陷入空谈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化的坚守当然很重要，问题是在少数民族的基本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形势下，如何坚守？除了少数民族自身的坚守以外，我们这些关心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知识分子，又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也是我在遭到少数民族学生的前述质疑以后，一直在思考的。这里可以向大家报告，也可以说做一个广告，我最近和贵州安顺（我在那里生活了）的朋友共同完成一个大的学术工程：安顺地方史《安顺城记》。安顺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也有很多苗族。我编这套150万字的《安顺城记》，就是尝试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全书的一个重点，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上做一点工作，也算是聊尽一点责任吧。
陈平原：我想补充的是，前几年我写好几篇文章谈少数民族文学问题，有兴趣的话，你看一下两年前《读书》杂志上我的《编一本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如何？》。其实，把你的问题再往前推，谈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就业，也不仅是文化，不仅是文学史，也包含整个意识形态，它会碰到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比如，西南的问题好说，西北的问题难说，西北的问题中，内蒙好说，新疆难说。有好多具体的问题，很棘手，你必须谈到，无法回避，但怎么说，分寸感很重要。只是在书斋里，你不知道最敏感的地方在哪里，政策红线在哪里，哪些地方是不能逾越的。学院里面很容易想当然，可你想介入，到底该采取什么立场，我做了不少尝试，但效果不理想。
钱理群：我推荐我编的书《贵州读本》，那里对苗族文化有很有趣的表述，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的。
徐鹏远：还有很多朋友举手，时间所限不能一一满足大家，我相信以三位老师今天下午两个半小时的很大体量的演讲，他们未来还会有很多次机会跟大家交流。今天我有两个特别大的收获，一个收获是无论人的年岁到了多大时候，只要老哥们儿相聚都会变成老小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来自于陈老师的解答，他说大散文是端着的，我终于明白大散文为什么要叫苦旅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凤凰网文化风沙龙和领读文化，当然所有活动最终目的不是让大家只是乐于参与活动，而是落实到读书。谢谢各位。
■ 凤 凰 网 文 化 ■
时 代 文 化 观 察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