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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丁宁考上香港大学后，但仅一个月就退学了，后回到家里复读再次考上心仪的北京大学，她的两次高考都是辽宁省的文科状元。
这是4年前的的高考“神话故事”。
刘丁宁在电视节综艺目上
这几天，人们又热心讨论这位不可复制的“学霸”，是因为她刚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家之所以关心她，一方面是刘丁宁超乎常人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关心每一个学生如何选择大学、专业和个人的未来。
我国恢复高考40年来，国内高等教育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一直到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步增长到9.8％。高等教育1999年扩招以后，大学规模显著扩大，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0％，我国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近50%，逼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只有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们才有了大学和专业选择的权利，专业选择的价值才越来越凸显。
日常生活中的刘丁宁
专业选择的价值具有系统层面的意义。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每一个专业的规模都远远低于社会需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招生的急速扩张超过教育需求的增长，可能出现文凭贬值的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降级。过度的专业设置和招生已经与低生产率和低工作满意度相联系，假如过度教育存在，就会导致社会和个人资源的严重浪费。在专业选择上实现供给与需求大致相符，可以有效缓解过度教育。
当今大学面临学校工作转型的高度不确定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看，大学教育对每个大学生的价值必须通过投资回报加以测定。个体试图基于相对成本、期望收益和各种可选择方案来最大化他们专业选择的有用性。一旦专业选择权受阻，学生丧失或降低从专业学习中获得回报的期望，进而弱化学习动机，这就会给学校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香港大学
因此，所有高校都需要扩大专业选择权，弱化教育者决定专业的制度理念，转而支持学生自己来决定专业。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教授邀请几位学业突出的学生外出午餐，问他们学校如何能招收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学生，答案非常一致：给我们塑造我们自己教育的权利，我们就来。这说明，自我设计的专业使大学对未来的学生更具新引力。
当然，高校给每位学生扩大专业选择权还需要整个高等教育培养理念从“严进口、宽出口”转变为“宽进口、严出口”，这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
澳门大学
在大众化阶段，进人大学的高选择性已经让位于学生求学权的彰显。放开专业选择的次数、时间和学科限制并不是一味去迎合学生需求，而是建立一种双向选择机制。学生可以选择专业，专业依托的学院也可以选择学生。学院需要提出专业学习的专业能力要求，建立一种“严出”机制，让学生权衡好个人兴趣和专业能力要求之间的差异。
总之，给予学生自我设计专业的权利可以满足最聪明的学生的需求，状元刘丁宁这样的“高考神话”故事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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