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看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最明显的就是内敛与开放，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比之下，这种分别仍是明显。事实上，这种差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5世纪，那时，中西方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更明显的对比出了中西方文明封闭与开放的特点。
本文摘自《许倬云说历史3：中西文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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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思想封闭使明朝走向覆灭
火药本来是中国发明的，而且中国人也将火药用于战争，例如宋朝的虞允文就用火器打败了蒙古的骑兵。蒙古西征，火药也用于战场，于是使火药传入了西方。伊斯兰军队将火药用于抛掷器，攻城略地、摧毁堡垒。欧洲各国在14世纪以后，战争不断，他们逐渐发明了今天的枪和炮。西方的船舰，到了东方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们有现在所谓的火枪和炮。
明代政府的军队，例如胡宗宪、戚继光的军队也用火器，但只是将虞允文时代的火器略加改进。这些中国火器基本上是火箭一类的投射器，很少用金属铸造。明代火器的用法，大致类似于今天无后坐力的发射方法：竹筒里面放满了火药，火药爆炸，竹筒会向前方冲，用来火攻敌方。明朝军队配备的一些火箭车或是“雷车”，也是将一台台火箭装置在木框上，和今天连环发射火箭的火箭车是一样的。明朝甚至能用热气球或风筝，带着燃烧的火球，定向飞往敌人的营垒，用来火攻敌人的阵地。
尽管如此，这些做法和西方已经使用的火炮和火枪相比，杀伤力、破坏力，尤其是准确性都相差甚远。明朝曾经用神机炮、红衣大炮打击满族的军队，遏止了努尔哈赤的强力攻势，并使努尔哈赤受伤。但是明朝自己没有制造大炮，必须向澳门的葡萄牙人购买。明朝的九边边墙，只有辽东部分配备了大炮。辽东皮岛的毛文龙有一支私人的武装力量，却拥有从葡萄牙人那里购来的强大火器。满族人受挫于大炮之后，自己也购买火器，编练了火器部队。正是清军自己组成的这一火器部队，加上投降的辽东火器部队，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所向披靡，摧毁了汉人的抵抗。
16世纪中西方的各种火炮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新事物的接受十分迟疑、缓慢。明朝官方和大多数上层人士，面对西方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基本上无动于衷。
朱元璋建立的明代专制政权，不鼓励任何向权威挑战的思想。朱元璋恢复科举制度时，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其中，《孟子》还必须删节，去除他认为对君主大不敬的章节。“四书”的解释又只许遵循朱熹的注解。这种桎梏思想的做法，造成了有明一代读书人思想范围的狭窄和偏颇，他们正如《儒林外史》中形容的读书人那样，只会按照固定的题目做没有原创性的文章。他们对“四书”的内容甚至并不了解，但只要能背诵范文，就可以应付考试。
这种长期的思想封闭，当然也造成了反弹，所以在明朝中期以后，出现了王阳明的思想。王阳明提出了“心学”，认为心是自由的，心是思想的主体。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出现以后，朱子学派大受伤害。当权者不喜欢王阳明的心学，因为这种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是不利的。可是，读书人里面总是有许多人会提出抗议，要从专制独裁的政权中寻求心灵的解放。于是在明代晚期，王阳明学派中出现了许多挑战权威、挑战现实的学者，其中较为著名的，如李贽、何心隐等人，都是佼佼者。又如王艮，他还组织了一个理想的社群——泰州学派。
王阳明
明朝后期，宦官专政，引起士大夫的普遍抗议。东林党和复社，都是大批对现实不满的读书人组成的抗议集团。他们前仆后继，批判现实政治。虽然号为“反抗宦官专政和奸臣专权”，但实质上，他们反抗的是保守而桎梏的现实。东林党、复社运动延伸到明朝晚期，形成中国前近代史上令人钦佩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
李自成、张献忠、流寇活动和清军进攻，颠覆了明代的统治。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基本上是贫富不均、民不聊生造成的。明代的政权不仅专制、保守，在经济制度上也极不公平。如前所述，明代的土地生产税乃是政府征税，可是，有明一代享有免税特权的人口却不少：皇亲国戚、卫所军户、官员缙绅，都有宽免田租的特权。于是，只有无权无势的农民要负担田赋。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加上地主的兼并，使平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中国北方缺少活泼的工商业，年年饥荒之后，农民只有离开土地，参加反叛的流寇队伍。李自成和张献忠在北方起事。政府组织大量的兵力镇压，却不得成功。李自成攻入北京，山海关的守将吴三桂降清，清兵入关，明朝覆灭。
明亡后知识阶层的反思
明亡以后，对于整个朝代不幸的历史，有见识的读书人有过相当沉重的反省，在这里我只提出三个人作为例证。
黄宗羲
第一位是黄宗羲。明亡以后，他在《明夷待访录》里提出完整的批判和建议。他认为，几千年来的帝制，皇帝以天下为产业，这是不对的。皇帝只是受天下委托治理，天下不为皇帝私人所有，臣子也不是皇帝的奴仆，群臣是治国的工作队伍。他的《原君》《原臣》两篇，批判了几千年来帝制的根本缺陷。他主张学校不仅是教人读书识字的教育机构，也应是知识分子群聚起来，对现实的政治有所监督和批判的地方。最高级学校对现实的批判，皇帝和宰相应该聆听；地方的学校对现实的批判，地方的行政人员也应该到场聆听。他的建议和现在的代议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虽然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民间选出来的，并不代表民选。不过，读书人却代表着社会精英，接受过专业训练，对于政治有密切的观察，然后对现实提出具体的建议。黄宗羲的这一番想法还是弥足珍贵的。这是西方民主政治以外，由专业精英监督的政治理想，而执掌政权的君臣，都不过是受委托管理而已。当然，《明夷待访录》只是一家之言，明朝亡了，清朝的政权也没有理会黄宗羲的意见。
另一位是顾炎武。顾炎武在他的笔记中，对历朝历代的种种制度，从政府结构到财政措施、特殊资源的管理，无不有明确的分析和批判。他的《日知录》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对整个历史的一番检讨。
第三位是方以智。他的著作很多，在《药地炮庄》一书中，他将《庄子》作为会同儒、道、佛三家的根本，认为《庄子》和《周易》可以互为注解。我们可以赞成他的意见，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必须注意到，自从董仲舒以后，中国儒家独尊儒家正统，再也没有人产生联系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方以智却是以道家的《庄子》作为根本，这是相当有革命性的观察和作为。方以智曾经和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有过相当多的接触。自从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耶稣会的教士不断来华。这些有学问的教士和中国读书人讨论中西的异同，介绍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中国学者，如徐光启等人，也致力于介绍西方思想，使国人了解欧洲思想的大概。方以智却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有系统的思想，在《物理小识》这部书中，他解释了所有的天体和宇宙之中力量的浮动。譬如，他提出了类似今天“波动说”的宇宙论，他甚至已经接触到质和能的互换——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事。一个对于前现代的科学仅有过模糊接触的人，居然能不经过实验，只是经过理性建构，就提出现代物理学中若干重要的概念。
明末清初，这些人能够提出革命性的批判和检讨，也可以提出独特的想法，此时确实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时代。正因为国亡家破，文化也在崩溃的前夕，这些人痛定思痛，才能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
可惜的是，清朝不仅延续了明朝的专制独裁、封闭保守，还更具有征服王朝的特性，以被征服者为奴，不容许任何挑战现实的想法。明末清初这些深刻的思想，没有被官方接受，官方甚至不允许这些思想在民间流传。
李自成的农民直逼京城，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赐死了周后，上煤山自缢而亡。图为清末据此所作年画《铁冠图》
我们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文化的演变，到了明清之际，长期的传统已经衰败，再生的生机也被扼杀。清朝一代，虽然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只是消耗了几千年的文化，没有给予其重生的机会，更没有具备继长增高的资源和环境。中国文化的毁灭，可说就在“明社既屋”之时。言念及此，为之扼腕。
西方
大洋航道的开拓与新大陆的发现
此时西方发生的两件大事是大洋航道的开拓和新大陆的发现。在谈到这两件事以前，我们必须谈到中东伊斯兰教势力的转移。自伊斯兰教崛起以来，中东一直是以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的教士组织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大帝国为主。蒙古的西征，冲击了阿拉伯大帝国。
开拓航路
14世纪以后，中东的霸权转移到奥斯曼帝国。这一信奉伊斯兰教的军事强权，是由一个战斗部落发展而成的。说到它的源头，应当是今天的新疆。唐代“昭武九姓”之后，中亚各种民族进进出出、分合不定。从唐朝到元朝，中国北方的游牧大帝国突厥、契丹、西夏败亡后，有一部分人流向中亚，在中亚成立了新的国家。这些人的后代，混合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军事族群，不止一次出现了所谓的“黑山汗”。蒙古西征时，黑山汗的后代也参与了游牧族群西征的大浪潮。13世纪末，他们建立的塞尔柱帝国灭亡了，后来，他们的子孙成为伊斯兰教帝国的雇佣兵。伊斯兰教帝国的禁卫军，也都从这些善战的族群中拣选精壮少年，长期培训，号为劲旅。
伊斯兰教帝国军事总督的名称是苏丹，因此，土耳其族群的领袖也自称苏丹。土耳其族群占领了欧亚大陆连接的部分，与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抗争，终于在15世纪中叶灭了拜占庭帝国。由此，奥斯曼帝国掌握了地中海东岸、红海和波斯湾。这片区域是东方和欧洲贸易路线的必经之途，东方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瓷器，不是经过红海，就是经过波斯湾运入欧洲。
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都依靠贸易为生。在蒙古大帝国时代，红海、波斯湾这两条路畅通无阻。奥斯曼帝国兴起以后，其苏丹以强大的海军击败了欧洲列强，地中海中部和红海、波斯湾地区完全落入他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征收过路费、没收船货，导致中西贸易几乎中断。
这些商业城市无路可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欧洲和其他海洋国家开始寻找新的航道。这些在海上探寻新路的水手依靠地中海沿岸的君主和城邦的支持，远航探道——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其中最为热心的两个国家，它们寻找的航道指向沿着非洲进入印度洋，再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
这条线路和过去的航路不一样。传统上，东西的航道是沿着海岸边航行，从中国的南海，借着季候风和洋流绕过马来西亚半岛，进入印度洋，再沿岸向北行驶，跨过孟加拉湾，经过斯里兰卡，横渡一小段海路，到达波斯湾或红海，再走旱路，进入地中海或是经过波斯湾西岸，转运到欧洲。这两条航路相当近，且不需要跨越大洋。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手尝试从非洲绕入印度洋，从下方跨入印度洋，再进入太平洋。两个大洋的南端都是欧洲人和亚洲人从来没有航行过的地区。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此时已经传入欧洲，成为茫茫大海上重要的导航工具。达·伽马等人都从这个方向经过新航路，到达东方。好望角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路标，从那里才能进入印度洋，另外一段就是从印度洋跨入太平洋。麦哲伦则绕过大西洋南端，进入太平洋。
在15世纪下半段，海上航行的水手们把这两条路打开了。不过，新航道线路迂回，而且中间常常碰到赤道无风的地带，航行极为困难。可是，在这一条路开拓的过程中，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也另外开拓了新的资源。例如，在非洲沿海建立殖民地，种植咖啡，发展蔗糖产业——他们也开始掳掠非洲人为奴，使用无偿的劳力。
更大的事件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从东往西一直航行，总有一天会走回东方。他的理论没有错，但他对于地球球面距离的估计，却有不小的误算。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美洲东岸的西印度群岛，直到去世，他一直坚信他到达了印度，下一步就能抵达中国。
新大陆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旧大陆的人类因为新大陆的发现，忽然得到了一大批财富。发现这批财富的西欧白人，利用这些财富发展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然后发展为近代的帝国主义。
约翰·范德林油画作品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1847年
哥伦布到达的西印度群岛成为西班牙人开拓的首要基地，他们在那里种植咖啡、甘蔗等经济作物。接着，西班牙人进入墨西哥湾，开始向美洲的内陆进发。在三四十年内，西班牙人到达了中南美印第安人建立的三个国家——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前两者都在今天的中美洲墨西哥一带，而更为庞大的帝国是从中美一直延伸到南美洲西岸顶端的印加帝国。印加帝国的居民超过两千万，玛雅和阿兹特克的人口总数不能确定，但也在数百万。这三个地区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组织，也有文字记录和人口众多的城市。
新大陆也引发了滔天的罪恶
新大陆的发现，对旧大陆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新大陆的食物，如玉米、红薯、马铃薯、南瓜、花生等，分别移入欧洲和亚洲，使得当地本来不能生产作物的土地，都能生产粮食作物。例如，中国在明清以后，那些不能种植水稻和麦类的山地，成为生产玉米和红薯类作物的农田。
这些食物流入旧大陆，增加了旧大陆原有食料的种类和选择，而且扩大了粮食的供应。以中国而言，明清以后，人口剧增，应当感谢玉米和红薯进入中国。同样，在今天的欧洲，马铃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之一。有些地方，例如爱尔兰，马铃薯作为主食料，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麦类。这说明，新大陆的发现，对旧大陆而言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新大陆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段非常不人道的历史——非洲人被白人掠卖到美洲作为奴隶。北非（撒哈拉沙漠一带）不全是黑人，那里是混杂的人群；撒哈拉沙漠以南则都是黑人的居住地。他们族类繁多，各种语言、文化的族群分布在这么广大的地带。当时，非洲大陆的人口可能只有几亿人，很多部落居住在非洲的西岸。欧洲人要开发新大陆，自己的劳力不够用，就在大洋航道通向美洲的路上，登陆非洲，上岸突袭，掳掠土著黑人，运到美洲去作为奴隶。
非洲人被拜仁掠卖到美洲作为奴隶
这种贩奴的买卖是多国合作经营的。最早是葡萄牙人发起的，然后葡萄牙人买通了沿岸的土著部落，使之前往内陆掳掠黑人，卖给葡萄牙人，运往美洲。在美国的英、法殖民地都有奴隶市场，拍卖掠来的黑人。从16世纪开始，贩奴活动延续了约两百年。
究竟有多少黑人被卖到了美洲？最高的数字是两三千万，比较接近史实的数字是一千几百万人。但是，到达美洲的黑人人数可能只有被捕捉的黑人人数的十分之二三，因为很多奴隶在登船前，就已被虐待致死。运奴船从非洲到美洲，生活条件极差，绝大多数黑人都在航行途中死亡。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持续如此长久、规模如此巨大的将人类当作牲口贩卖的行为。
大洋航道的开拓，最终使得新大陆被发现。这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人类具有重大的影响。它开拓了无限生机，也引发了这么多罪行。灭绝人口、贩卖奴隶的罪行，规模巨大、残酷不仁，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时期也是历史大转变的关键，欧洲的白人种族腾跃成为世界的主导者。中国也曾在大洋贸易之中获得利润，而且美洲开发的白银，也曾经大量流入中国，但中国没有参加灭绝人口、贩卖奴隶的恶行。中国吸收的财富，支付给了内外战争和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却没有引发像欧洲一样的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本文转载自“文治图书”
《许倬云说历史3：中西文明的对照》
最新修订 精装珍藏版
内容简介
“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书是台湾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基于“全球大历史”史学视角的通俗历史讲座读本，纵深横阔，深入浅出，充满人类关怀。本系列书一共五本，包括《大国霸业的兴废》《现代文明的成坏》《中西文明的对照》《文明变局的关口》《台湾四百年》是“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的第三本。本书中，作者从全球大历史的视角，以两条主线分别勾勒出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路线图：两者长期以来平行发展，也存在各自发展的“峰与谷”及转折点；最终，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欧洲走向了列国并立，直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明清以来中国一落千丈，欧洲人则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从此以后，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本书从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以两相对照的方式剖析了两者的成败因缘，并指明了中华文明复兴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先后执教于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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