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亚萍
金农画过一幅《月华图》，小立轴，高116厘米，宽54厘米。泛黄的宣纸上，画面的上端，高悬一轮散发着七彩光芒的满月，满月的内部，以淡墨为主，浓墨为辅，简单勾勒了几笔阴影，神似广寒宫里寂寞了几千年的玉兔、桂树和嫦娥的幻象。画卷的右下方有金农自己的题跋：月华图画寄墅桐先生清赏。七十五叟金农。这幅画现在由故宫博物院馆藏。《月华图》想要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孤独么？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且皈依佛门的金农，还会为孤独所困么？是人与自然的合体么？金农先生的主张是一个人获得了超然于物象之外的自由之后，重新回到现象中来。隐于自然，或高于自然，皆不符合他的哲学主张。
古老的月亮被诗人们传诵了几千年。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壮美；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惆怅；有“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的愁恨……哪一轮月亮，和金农画中的月亮一样务虚、简单、直陈？仿佛抽去所有的支撑物，只留下一个精神坐标，萦绕于心的，不仅是眼睛所见。置身于画中，犹如置身于虚幻之境，身体失重，飘向迷茫，飘向无尽，唯有在虚无中，才能感觉到生命的真实存在，以及那光影斑驳的月亮的真实存在。张庚在《国朝画征录》里评价此画：非复尘世所见，盖皆意为之。也有人评价此画毫无艺术性可言，如小孩子的涂鸦之作。瑞士画家保罗·克利有一幅《月光》，与金农的《月华图》有异曲同工之妙。蓝色的夜空，一轮澄黄满月悬挂在高处。月亮在远离人间的地方，不参与叙事，又指向无尽。比金农晚出生二百年的毕加索说：“我用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但用尽了一生时间，才能像孩子那样画画。”
汪曾祺似乎不太喜欢金农。他在小说《金冬心》中这样描述：陈聋子刚要走，金冬心叫住他：“不忙。先把这十张灯收到厢房里去。”陈聋子提起两张灯，金冬心又叫住他：“把这个——搬走！”他指的是堆在地下的《随园诗话》。陈聋子抱起《诗话》，走出书斋，听见冬心先生骂道：“斯文走狗！”陈聋子心想：他这是骂谁呢？
乾隆二十年（1755），借园的主人李方膺邀请金农、袁枚、沈凤三人于借园雅集。然而，那日雷声大作，暴雨如注，友人都来不了。李方膺在惆怅的情绪里，铺纸，研墨，作了一幅《梅花长卷》，并在题记上写下这件事。
几日后，一个被洗涤得纤尘不染的清丽月夜，三人来到借园。几壶老酒，几碟小菜，几位老友，饮酒赋诗。李方膺离席，取来自己前几日等友人不遇所作的《梅花长卷》。在沾了露水与月华的石桌上徐徐展开，请友人们题诗。自己从怀中掏出一支长笛，吹起来了。月下的笛声那样柔和，空灵，娓娓动听，且余韵缭绕，透着一种尘世难得一见的高贵和孤寂。老友们听得痴了，呆了。一曲终了，才想起来要题诗。
袁子才写下：秋夜访秋士，先闻水上音。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三更挥手别，心与七弦期。
金农写下：人生天地乃借镜，即事抒怀本无定。李侯折柬招借园，同人俱是梅花仙。淋漓泼墨写斜横，老干新枝共几丫。
……
诗题毕，友人们共饮一壶茶。清明的月色中，摇曳的树影随风拂过石桌表面，与浸于暗影中的石桌侧面形成明暗对比，宛若澄澈水底的神秘境界。面对此情此景，他们陷入寂然。不知是谁先打破了沉默，聊起读书的话题。袁子才因为体内的酒精起作用了，他自诩为席间读书最多最深之人。这下就引起乡党金农的不痛快了。金农若有所思地端起茶盏，汲了一小口，目光一直落在杯沿上方，慢悠悠地说：“君藏书在椟，我与佛同龛。”
袁子才听了这话，气得不行。碍于朋友面子，又不得发作，简直坐立不安，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灰，胡乱找个理由退席。日后，他一旦逮着机会，就在文章中骂金农是“野狐禅”。
金农这次借机骂袁枚，是不是因为他请袁枚在金陵帮忙售卖他制作的画灯，而袁枚却以一封“奈金陵人但知食鸭脯耳，白日昭昭，尚不知画为何物，况长夜之悠悠呼……”的书信婉拒了金农，才引起金农的不满？
金农的画灯虽然在袁枚这儿碰了一鼻子灰，在另一个人那里却很畅销。这个人就是年方二十四的少年才子罗聘。
一连几日，金农和哑妾在街市上卖灯，快收摊时，总有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从北边走来，把他的画灯全部买下，有多少买多少。年轻人一走，哑妾就对金农比划，觉得这里面有蹊跷。金农想想也对，把灯摊交给哑妾照看，自己一路尾随着那个年轻人，行至弥陀巷，年轻人进了门。一个娉娉婷婷的年轻女子，提来一盏蜡烛，两人在烛光下把画灯逐个小心翼翼地拆开，烛火摇曳的阴影在这对佳人年轻光洁的额头上如水波一样轻轻荡漾开，他们把有皱褶的画纸用手掌轻轻压平，然后，对着画纸上的画开始虔诚临摹。
金农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这里是罗聘和方婉仪的家。罗聘与方婉仪都是年少成名，一个擅画梅竹，一个擅画花鸟，在扬州城里小有名气。罗聘一直想拜金农为师，他对金农的才学简直是顶礼膜拜。奈何托人带了几次信都石沉大海。此番，金农为贴补家用而卖灯，方婉仪就让罗聘去买灯，借机接触金农。
金农从弥陀巷回到灯摊前，集市散了。灯火熄灭，哑妾收拾妥当，两人把东西装上车。金农在前面拉，哑妾在后面推。树影婆娑的静夜，车轮驶过，在湿漉漉的街上发出咯吱咯吱声，拋下两条闪着寂寞微光的辙痕。飕飕的凉意钻进金农的长袍里，他躬肩缩背，拉着车，走进黑夜更深处。
近日登门催债的人渐多，字画在扬州巿场也渐渐滞销了。一筹莫展之时，冬心先生灵光一闪，扬州人爱玩灯，干脆卖画灯吧，他负责画，另雇一人扎，以此来填补亏空。
袁枚这样描述金农的日常生活：“忽供鸡谈，忽歌狗曲。或养灵鬼，或笼蟋蟀。挥甘始之金，餐李预之玉，识齐恒公之尊，蓄童汪锜之仆。”《小仓山房诗集》和《墨林今话》中也写道：“蓄一洋狗名阿鹊，每食必投肉寮食之”；“卖文所得，岁记千金，随手散去”；“饥来得钱亦复卖，饱则千金不肯贾”……
让罗聘顶礼膜拜的金农，金冬心先生，被誉为“扬州八怪”之首。康熙二十六年（1687）出生于浙江杭州，家境优渥，早早就以诗文成名。有一次，金农的父亲带金农到杭州的长明寺游玩，见识了寺中珍藏的画僧贯休所作的十六轴菩萨图像。菩萨的低眉敛目，向内凝聚的力量，以及周身散发出的神性之美，深深打动了金农。这种宿命般的邂逅点亮了少年心中的灯塔，仿佛混沌的世界对他开启了一扇隐秘之门。
少年金农拜大学者何焯为师，何焯也是皇八子胤禩之师。作为康熙时代文坛的领袖人物，何焯不仅拥有一流的才学，还积攒了丰富的人脉和政治资源。自视甚高的金农也唯何焯马首是瞻。金农对金石碑版、绘画的爱好，正是在何焯门下学习时养成的。
金农在何府学习不到两年，家中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必须回家奔丧，学业暂时中断。父亲去世后，家境日益萧条。也正是这个时候，老师何焯因政治斗争失败而获罪，下狱，险些丧命。后来虽然获释，但被革去了一切官衔，没多久就郁郁而逝。这对金农的打击极大。他似乎看不见希望了。祸不单行，金农自己又生了一场病，没有收入，连饭都没得吃了，哪里有钱治病。病床上的金农想起自己英才早发，如今却一事无成，落差悬殊，心生悲凉。感觉自己真的坠入了人生的凛冬。他想起崔国辅的“寂寞抱冬心”之语，便为自己取名号为“冬心先生”。
病愈后的金农暂时收敛了读书走仕途之志向，开始了一边卖书法篆刻作品，一边游山玩水的生活。金农三十四岁时出游扬州，那时候的扬州文坛是一个活跃的买卖市场，只有靠卓越的作品去赢得人气，才能在扬州文坛存活。金农初到扬州遇冷，作品无人问津。他在杭州时，与丁敬、吴西林并称“浙西三高士”，但扬州这个竞技场不好混，全国各地的文人雅士都会聚于此等待买家。
扬州浓郁的文化与宗教氛围，以及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吸引了金农，他决定在扬州终老。
金农在扬州卖了一段时间作品，手中有了些钱财，又计划云游四海了。友人汪士慎、马曰璐、厉鹗等人为他送行。汪士慎写送别诗一首，名叫“送金寿门”，写道：“诗人性情惯离家，小别衡门落照斜，明日马蹄踏芳草，梨花风雨又天涯。”在雨打梨花落满地时，金农北上进京了。
金农进京，名为游览山川，实为参与时政，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建功立业，重建金氏一门。然而，他在京城待了有大半年，也见了不少达官显贵，但没人愿意为他牵线搭桥。虽然口袋里钱财已快见底了，他还是不急着返回，执着地穿梭于京城的各个府邸之间，送人字画、砚台、金石，可惜均无回音。金农在悲愤之中写下“怀抱名刺，字迹漫灭”。理想再一次泯灭，金农身无分文了，怎么回家都是个难题。最后，思来想去，他卖掉了随身携带的好友高翔用隶书书写、汪士慎镌刻的写经砚，才换得返程的路费……
金农中年时游历全国达十五年之久。他不断地从周遭的新事物中汲取营养，内化为诗歌、书法之灵感。他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在行万里路中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路径。他的诗与书法在这一时期呈创作井喷之状，题材新颖，手法创新，所见所思，化为创作灵感汩汩而出。
金农再回到扬州时，成为扬州文坛的领军人物。有一年暮春，一位大盐商在平山堂设宴赏花，金农为座上宾。扬州盐商财力雄厚，又重文化，爱结交文人雅士。席间，主人以“飞红”为行酒令，要求众宾客所吟的诗作中，必须有“飞”和“红”二字。一轮下来，众宾客也都答上来了。临了，轮到主人了，主人思考了半天，急得额头沁出汗珠子来，慌了，好对子全给前面的人说了。“柳絮飞来片片红。”主人好不容易挤出一句。
众宾客愕然，柳絮不是白色的吗？怎么就变成“片片红”了？“答得不对，不通，自罚三杯！”
主人那个尴尬啊，抓耳挠腮，羞赧不已，正不知如何应对。
关于这段公案，汪曾祺在小说《金冬心》中有精彩的描述：
“诸位莫吵，此诗自有出处，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句。冬心先生站起来，朗诵全诗，‘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大家一听，全都击掌，好诗！如此尖新，却又合情合理，定是元人之作，而非唐非宋，到底是冬心先生，元人的诗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惭愧惭愧！”
乾隆元年（1736），四十九岁的金农赴京城参加“博学鸿词”科应试。说实话，他的心里很虚，上一次赴京遭遇的打击还没有消弥。他怕万一名落孙山，丢了面子。就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去考试了。他不是一个人去的，他的手中牵了一只洋种小狗，在一众正襟危坐的应试者中间，格外醒目与反叛。监考官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根本没遇到过先例。小狗汪汪叫，金农捏紧绳索，表情悠然自在，仿佛只是参加一场郊游活动。至于他是不是以此举来掩饰内心的慌乱与不自信，就不得而知了。
考试结果出来了，金农名落孙山。
在知天命的年纪经历落榜，金农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彻底断了仕途之念。以诗文书法闻名于天下，他打算以后卖画谋生了，毕竟，卖画收入更多些。他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绘画，但天赋异禀，或者说，艺术是相通的，一出手就是大师水准。
金农六十四岁时在《画竹题记》上，题了一段话：“予今年学画竹，竹之品与松同，总要在象外体物之初耳。”这与庄子的超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庄子在《宋元君将画图》里描述一位画师：“解衣盘礴，裸袖握管，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追求的是“无为”，是抛下一切的纯精神性的自由，是“解衣盘礴，裸袖握管”之后，什么都不画。而金农却是在获得超然于物象之外的精神自由之后，仍旧回到现象中来，回到物之初，画竹，比较竹与松的品格。是一个从物出发，到精神，再到物的过程。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何金农在皈依佛门多年之后，仍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向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呈进诗表。
乾隆二十一年（1756），金农七十岁，收罗聘为徒。老妻去世后，他亦遣散了哑妾家仆，一个人栖身于扬州西方寺的两间破败的偏室里，试图在佛教中寻求性灵的自由。少年时随父亲在杭州长明寺邂逅的菩萨画卷，与他内心的情感形成了某种照应，一条向佛之路，在他的心里业已缓缓开启。
西方寺始建于唐代永贞年间，位于扬州驼岭巷西侧。初建时敷描的丹青色，以及庙宇内部艳丽的浓彩淡绘，都已经褪色，剥落，化为齑粉。满眼望去，破窗烂墙，蛛网绵密。金农在墙壁上题写：“无佛又无僧，空堂一盏灯。”
清凉的月光下，西方寺的正殿前，金农与罗聘师徒二人无言地站在寺檐下的暗影里，门洞处的光落在彩绘剥落的佛像上，有一种沉稳细微的光华，而明与暗的对比，使得佛陀的五官更立体，流动的衣褶里，似乎透着些微的呼吸。他们不约而同跪下来，双手伸直拱合，俯头到手，从身体到灵魂，无比虔诚、无比投入地叩拜起这个博大的同行者、引路者。
金农称自己是“如来最小弟子”。而弟子罗聘亦步亦趋，称自己是“今世画人前世僧”。师徒经常沏一壶清茶，对坐于西方寺庭院里的石凳上，探讨佛法与艺术。
金农晚年的创作以画佛写经为主，《无量寿佛》是其中一幅，画面上，一个身穿红色袈裟的和尚双腿盘坐在石阶上。和尚左手握着拂尘，右手食指微微抬起。八字眉下，眼睛半睁半闭。和尚安静地端坐着，宽大的袖笼在风中飘荡，有一种精神性的深邃、平和与强韧，无言地教诲着芸芸众生。
还有一幅叫《色设佛相图》的伟大作品，画中，佛陀闭合着娴静的双眼，袈裟皱褶所用的线条是金石味的书法用笔，如刀刻一般的力度，有一种压倒性的魅力。如果有一个人背负沉重的苦难而来，在与这幅佛像邂逅之后，一定能获得心灵的慰藉与宁静。佛陀的袈裟随着双手合掌的动作而微微掀起，面部表情平和、朴素。高挺的鼻梁下面，被胡须包裹着的柔和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为我、为众生而祈愿。围绕在佛陀四周的，是金农写下的二十多行、七百余字的创作背景。
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二十四日，是弟子罗聘的夫人方婉仪（白莲）女史的生辰。金农七十六岁了，身体状况也很差。但是，他还是去弥陀巷的“朱草诗林”参加了这次雅集。
那一晚的雅集设在“朱草诗林”的回廊。凉风习习，月色清朗。金农坐主宾席，老友郑板桥坐在他旁边，然后依次是蒋士铨、吴敬梓、罗聘等。此时，老朋友汪士慎和马曰琯马曰璐都已作古了，袁枚远在金陵。朋友们见一面少一面了。他们都老了。就连写下“杭州只有金农好”的老朋友郑板桥，看上去也有些力不从心了。他与板桥先生“杯酒言欢，永朝永夕”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而岁月的流逝如此之快、之急，怎能不令人伤感？夜色里，挂在回廊柱子上的一个个椭圆形纸灯，一直连向无尽，仿佛要把金农的目光引向无限深邃和无边无际的远方。
酒过喉咙，年迈的金农体内有了灼人的热量。他于醉眼蒙眬中看见弟子罗聘和他的爱妻年轻明亮的脸，想起了佛家“此死彼生，流转不息”的教诲。金农释然了。他眯起眼睛，在微光中看见了一片幻影，他无声地穿过幻影，步履轻盈、矫健，仿佛重回年轻时光。他走进一座空无一人的佛堂，殿里稀稀落落挂着几条经幡。忽然，供案上的烛芯里爆出一朵朵细碎的火花，拼凑出一座七彩莲花宝座，将佛堂映得绚丽多姿。在一片神圣静默的金光里，一位脸上漾着平和微笑的佛陀从金农面前经过，流动的袈裟里，留下丝丝缕香息。金农在这似梦非梦里感受到了自性的通透，不禁老泪纵横，世间种种妄念俱灭。
那佛陀双手合十，盘腿，从高处缓缓降临于莲花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