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生命选择”
半月谈记者 帅才 刘良恒
，湖南湘雅二医院的郭勇成为湖南首批器官协调员中的一员，到现在，他已成功完成器官捐献协调工作100多例。3月31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上海举行，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生命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郭勇获得了“全国优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称号，而全国获此殊荣的仅有9人。
资料照片：在某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进行器官获取手术前，向捐献者李某鞠躬致敬（8月22日摄）。
郭勇：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这条爱恨交加的路，完全是生活给我的一个意外。很多时候，累得快坚持不下去了。几年下来，我开坏了两辆二手车，现在新车才买下有一年多时间，行驶里程已经达到7万公里。
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到各地医院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开车去。今年我才34岁，但因为开车过多，患上严重的腰肌劳损。每次发病，我只能躺在床上，啥事也做不了，就当自己在休假。
每做成一个案例，就会有人获得重生。也许，这是唯一能够支撑我走下去的原因。在这份职业中，我看到了太多命运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每一个捐献者都是因突发疾病或者意外走到生命的尽头。当捐献者家人苦苦等待治疗无望时，他们会反复斟酌、犹豫，是否接受器官捐献这项选择。往往，我也陪伴他们走完了这段痛苦绝望的心路历程。
他们哭泣，我内心哭泣；他们绝望，我内心跟着绝望。长此以往，我的内心变得无比敏感、低沉，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还无缘无故把工作中的焦躁情绪带给家人。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就是传说中的抑郁情绪。
但是，我们来不及过多地沉浸在个人的喜怒哀乐中。大概每接触5个案例，就会有一个志愿捐献的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捐献，我从开始尝试在一些医院讲课，把器官捐献的知识尽量讲得通俗易懂。带着一台便携式幻灯机和一台电脑，走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这样的课我不记得讲了多少场。
资料照片：器官捐献者李某的女儿在红十字会协调员（左）的见证下签署《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8月21日摄）。新华社发（姚自勤摄）
我真希望，有一天人们都能接受器官捐献这个观念，我们的工作难度一定会比现在降低很多，我们也会工作得更有尊严感。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老百姓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转变。郭勇和同伴遭遇了多少次拒绝，已经无法记清，从刚开始被拒绝的难受和委屈，到现在的坦然释怀。每次拒绝后，难受不了多久，就会有下一个案例等着郭勇去协调。如今，郭勇带出了一支由8个人组成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团队，成员大都是90后的医护人员。
郭勇：我们医院的服务范围除了长沙的部分医院，还有外地的，最远的地方开车要六七个小时。因为工作的需要，一线协调员常驻外地，基本都不能回家，而且一待就是好几年。长期奔波在外地，很多一线协调员也没有时间和机会成家，不仅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休息时间也难以得到保障。
的除夕，湖南浏阳一家医院通知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病情恶化，患者家属有捐献器官的意向。我马上从长沙赶到浏阳，对这位潜在捐献者进行评估。与家属协调沟通后，家属签署了捐献志愿书。我迅速通知器官获取小组，赶赴当地医院。下午17时，器官捐献摘取完成，我留在当地，和家属一起料理了捐献者的后事。
对于这份职业的未来，我有过忧虑。我曾是一名有着医学梦的临床医学生，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好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如果沿着医生的路走下去，只要我努力，我就会沿着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这条职业晋升路走下去。
然而，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职业出现在我国才短短几年。目前来看，这个新兴职业的晋升没有保障。曾经，我也想过放弃，想着当一个医生更简单。但是器官捐献协调工作需要有人来做，每天都有病人在等待器官中绝望地死去，每天又有新的病人加入这个绝望等待的队伍。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不忍心放弃。
在这份工作中，我更加理解了生活，学会了珍惜生命，理解他人。我们在付出，也在坚守；我们迷茫过，也哭过怨过，然后我们重新振作。我常常这样告诉自己，我一直都在用心做事，也在用心做人，并且，还在坚持。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其实，器官捐献者家属在亲人离世时，含泪奉献了亲人的器官，这是生命的选择。器官接受者在遭遇重大疾病时选择顽强抗争，积极向上，这也是生命的选择。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在遭遇别人无数次误解、白眼，甚至是谩骂和侮辱，奉献了青春，透支了身体，但是仍然坚守岗位，这同样是生命的选择。因为，选择了这份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器官捐献爱心事业所赋予的责任与担当，意味着选择了病人和捐献者对你的信任与托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