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生命选择”
半月谈记者 帅才 刘良恒
,湖南湘雅二医院的郭勇成为湖南首批器官协调员中的一员,到现在,他已成功完成器官捐献协调工作100多例。3月31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上海举行,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生命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郭勇获得了“全国优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称号,而全国获此殊荣的仅有9人。
资料照片:在某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进行器官获取手术前,向捐献者李某鞠躬致敬(8月22日摄)。
郭勇: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这条爱恨交加的路,完全是生活给我的一个意外。很多时候,累得快坚持不下去了。几年下来,我开坏了两辆二手车,现在新车才买下有一年多时间,行驶里程已经达到7万公里。
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到各地医院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开车去。今年我才34岁,但因为开车过多,患上严重的腰肌劳损。每次发病,我只能躺在床上,啥事也做不了,就当自己在休假。
每做成一个案例,就会有人获得重生。也许,这是唯一能够支撑我走下去的原因。在这份职业中,我看到了太多命运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每一个捐献者都是因突发疾病或者意外走到生命的尽头。当捐献者家人苦苦等待治疗无望时,他们会反复斟酌、犹豫,是否接受器官捐献这项选择。往往,我也陪伴他们走完了这段痛苦绝望的心路历程。
他们哭泣,我内心哭泣;他们绝望,我内心跟着绝望。长此以往,我的内心变得无比敏感、低沉,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还无缘无故把工作中的焦躁情绪带给家人。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就是传说中的抑郁情绪。
但是,我们来不及过多地沉浸在个人的喜怒哀乐中。大概每接触5个案例,就会有一个志愿捐献的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捐献,我从开始尝试在一些医院讲课,把器官捐献的知识尽量讲得通俗易懂。带着一台便携式幻灯机和一台电脑,走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这样的课我不记得讲了多少场。
资料照片:器官捐献者李某的女儿在红十字会协调员(左)的见证下签署《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8月21日摄)。新华社发(姚自勤摄)
我真希望,有一天人们都能接受器官捐献这个观念,我们的工作难度一定会比现在降低很多,我们也会工作得更有尊严感。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老百姓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转变。郭勇和同伴遭遇了多少次拒绝,已经无法记清,从刚开始被拒绝的难受和委屈,到现在的坦然释怀。每次拒绝后,难受不了多久,就会有下一个案例等着郭勇去协调。如今,郭勇带出了一支由8个人组成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团队,成员大都是90后的医护人员。
郭勇:我们医院的服务范围除了长沙的部分医院,还有外地的,最远的地方开车要六七个小时。因为工作的需要,一线协调员常驻外地,基本都不能回家,而且一待就是好几年。长期奔波在外地,很多一线协调员也没有时间和机会成家,不仅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休息时间也难以得到保障。
的除夕,湖南浏阳一家医院通知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病情恶化,患者家属有捐献器官的意向。我马上从长沙赶到浏阳,对这位潜在捐献者进行评估。与家属协调沟通后,家属签署了捐献志愿书。我迅速通知器官获取小组,赶赴当地医院。下午17时,器官捐献摘取完成,我留在当地,和家属一起料理了捐献者的后事。
对于这份职业的未来,我有过忧虑。我曾是一名有着医学梦的临床医学生,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好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如果沿着医生的路走下去,只要我努力,我就会沿着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这条职业晋升路走下去。
然而,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职业出现在我国才短短几年。目前来看,这个新兴职业的晋升没有保障。曾经,我也想过放弃,想着当一个医生更简单。但是器官捐献协调工作需要有人来做,每天都有病人在等待器官中绝望地死去,每天又有新的病人加入这个绝望等待的队伍。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不忍心放弃。
在这份工作中,我更加理解了生活,学会了珍惜生命,理解他人。我们在付出,也在坚守;我们迷茫过,也哭过怨过,然后我们重新振作。我常常这样告诉自己,我一直都在用心做事,也在用心做人,并且,还在坚持。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其实,器官捐献者家属在亲人离世时,含泪奉献了亲人的器官,这是生命的选择。器官接受者在遭遇重大疾病时选择顽强抗争,积极向上,这也是生命的选择。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在遭遇别人无数次误解、白眼,甚至是谩骂和侮辱,奉献了青春,透支了身体,但是仍然坚守岗位,这同样是生命的选择。因为,选择了这份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器官捐献爱心事业所赋予的责任与担当,意味着选择了病人和捐献者对你的信任与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