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 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取得较大发展，但是在日本国内依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论调，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事实的声音依旧甚嚣尘上。
而这些否定侵华事实言论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日本天皇制度的保留、东京审判的不彻底等政治原因，也有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受害者赔偿等经济原因，而究其根源则必然要回归到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去。
一、集团主义思想下模糊的责任观
古代的日本社会以稻作农耕为基础，同样，日本的文化也自稻作农耕中产生，日本独特的稻作文化孕育出了日本最鲜明的民族思想，即集团主义思想。在共同意识的指导下，接受集团以及集团首长的支配，淡化个人思想是保障社会生活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
集团主义思想强调全体集团成员在行为上要保持高度的一致和协调，这就使日本人容易产生模糊的责任观，在这种模糊的责任观之下，日本人对责任的认识有以下两点表现。
第一，依附集体做出决定，全体成员共担责任。在日本侵华过程中，屠杀、强奸、放火、抢掠等侵华暴行并不是哪一个日本士兵的特殊行为，而是从上层军官到普通士兵所有日本侵略者的共有行为。
那么在这种集团行为的面前，所有的日本侵略者都将自己的责任缩小，以至形成了一种“无责任的集团”。因此侵华日军在犯下滔天罪行时并不会有强烈的罪恶感和责任感，那么在战后也就不会承认侵华事实，为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第二，严格执行上级命令，责任主体属于上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侵略者们对中国军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但是是否发动战争不是普通士兵能够决定的，他们只是服从天皇的命令，在战争过程中，士兵们也不是决策的制定者，只是命令执行者中的一员，因此普通士兵们并不认为自己应该承担战争的责任，战争的责任属于天皇，属于制定决策的高级军官。
这种集团主义下模糊的责任观使得日本民众善于推卸和淡化自己的责任，于是在无责任意识的指导下，日本右翼面对侵华事实采取了否定和美化的态度。
二、武士道精神的深刻影响
在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忠君、奉献、廉耻、尚武等思想逐渐扎根于日本民众心中，而以这些思想为根本的武士道精神正是日本右翼势力得以成长的文化土壤，是他们否定侵华事实的深层原因，它集中体现在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忠义观和浓厚的耻感文化之中。
日本人不愿意对侵华战争进行反思，因为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在“圣战”的号角下进行的，如果承认了侵华事实，就等于否定了天皇，否定了日本士兵以及否定了那一时期日本国民为战争所做的一切。
无论是对历史教科书的美化，还是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都体现出了在日本天皇崇拜思想的根深蒂固，这种武士道精神的忠义观使得日本右翼始终不能正视侵华历史，否定侵华事实的声音甚嚣尘上。
武士道精神对于日本民众的另一点影响表现在日本独特的“羞耻文化”中，用一种将耻辱与行为规范相结合的方式来约束自己是日本独特的民族习惯之一。日本人这种特殊的“耻感文化”与其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不坦白的思想推向了顶端。
面对铁证如山的日本侵华事实，在“耻感文化”的影响之下，日本人耻于承认自己的罪行，尽管侵华罪行已经被揭示，他们依然否认、美化侵华历史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方式拒绝承认，而不向中国人民道歉。
三、极端的民族优越感
自古以来，在日本的文化中就有一种极端的民族优越感，这也是日本右翼否定侵华事实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在这种民族优越感之下，日本人普遍认为位于大地之首的日本是“日出之国”，日本理应领导其他国家，而日本单一的大和民族则是最优秀的、高人一等的民族，领导其他民族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日本右翼心中这种极端的民族优越感上升为民粹主义思想，他们依然认为大和民族不可一世，将民族自信放在歧视其他民族之上，运用民族优秀论来解释侵略历史，进而否定日本侵华事实。
四、遗存的军国主义思想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尚武传统，武士道精神中对于武力和权利的崇拜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着极大的关系。战后在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日本右翼极力否定侵华事实，回避不光彩的侵略历史，不断为侵略战争翻案。
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侵入中国”换为“进入中国”，日本政客和知识分子对于侵略历史含糊其辞的说法使得日本国民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极其模糊。而军国主义思想在当代日本最深刻、最明显的体现则是日本政界要员时而参拜靖国神社，悼念二战战犯。
总之，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塑造了日本与众不同的民族性格，日本右翼否定侵华事实有其内在的文化原因，而文化对人的影响又是深远的，这也成为了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存在且具有延续性的内在动力。然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行就代表着重犯，任何否定侵华事实，美化侵华战争的言论都需要我们警惕和驳斥。我们只有不忘历史，才能珍视和平，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加深中日友谊，创造和平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