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美术研究系列丛书《辉煌七十年》（雕塑卷）自组稿开始到10月历时近两年。本书将于12月出版发行。本书由北京艺彩风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书名由中央美术学院钱绍武教授题写；主编由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副院长、雕塑系主任、中国美协雕塑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吕品昌教授担任，副主编由雕塑头条主编王伍、中央美术学院博士黄山担任；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收录了120余位雕塑家，共计684页，近1500件作品图片。
顾问（按照年龄排序）：钱绍武 盛 杨 刘焕章 曹春生 何 鄂 梁明诚 项金国 于世宏 傅中望 霍波洋 隋建国 孙振华 陈云岗 黎 明 龙 翔 王少军 曾成钢 李象群 吴为山 殷小烽 焦兴涛
书 名：新中国美术研究系列丛书《辉煌七十年》（雕塑卷）
主 编：吕品昌
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
回望之路——新中国70年雕塑发展
序：吕品昌
今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首70年历程，这是一段光辉历程；回望70载岁月，这是一段沧桑巨变；回味70个春秋，这是一个民族实现独立富强的历史壮举。如今中国正在实现几千年以来所不曾见过的盛世图景，在进入21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中国吹响了大国崛起的号角。70年的历程是一个大国谋求民族独立、经济腾飞、文化繁荣的辉煌历程，也是中国文化艺术不断自觉与自信的过程。重新审视中国现代雕塑70年的发展之路，从20世纪初期现代雕塑从西方传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再到如今中国雕塑全面繁荣的局面，中国雕塑逐步走出一条民族之路。
中国本土的雕塑发展有其自身的脉络，但中国的现代雕塑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由西方传入，是吸收西方雕塑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在一个多世纪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慢慢地开始“民族化”的演变进程，“民族化”回归是中国雕塑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隐性线索。中国的现实主义雕塑从20世纪30年代由留法的先生们带回来，五六十年代留苏的先生们又将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带到新中国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伴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及国家形象宣传的需要，西方现实主义（法派、苏派）都对中国美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十大建筑”及与建筑结合的雕塑创作均吸收和借鉴了法派、苏派的经验。但在这种大潮流之中也蕴含着“传统回归”的雕塑“民族化”倾向。由中央美术学院一批艺术家参与设计制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可以称得上中国公共雕塑寻求回归中国传统的伟大尝试，是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写实雕塑的完美结合。滑田友先生创作的《五四运动》、王临乙先生创作的《五卅运动》、曾竹韶先生创作的《虎门销烟》等都是那个时期中国雕塑“民族化”诉求的趋势，他们从中国传统造像汲取营养，无论是人物动态还是衣纹都注重“线”的造型，构图方面借鉴了北魏石刻浮雕《帝后礼佛图》的“横带状”排列样式，8组经典浮雕与梁思成先生所设计的传统建筑样式碑体完美地融合，精致典雅而不失威严庄重，创造了中国式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
比《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稍晚，矗立在农业展览馆的《人民公社万岁》也是中国雕塑民族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造型上，《人民公社万岁》带有中国古代雕刻的雄浑强健，圆雕、浮雕、线刻等形式相统一，使作品呈现出中国特有的装饰意味。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一批雕塑创作者吸取四川大足（现重庆市大足区）石刻北山心神东窟中的文殊和普贤菩萨等古代佛像雕刻的手法，有意识地夸大了坐骑的比例，由此抬高了马背上人物的高度，以一种特有的位置关系突出了雕塑主题。一些道具、装饰、人物衣着、马鬃等细节都依据不同情况进行了主观的浮雕化处理。在人物细节上能看到唐宋供养造像的遗风，飘带、衣纹则运用了一些线条来加强人物的运动和整体感。《人民公社万岁》组雕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派，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以集体创作和国家工程为主要代表，以为国家意识服务为主要手段，这一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佳作数不胜数，有以共和国的缔造者为题材的主题雕塑，张祖武的《毛泽东同志像》、张松鹤的《毛主席纪念章》以严谨的雕塑语言、纪念碑的表现形式和庄严肃穆的艺术气息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案例，确立了伟人肖像的标准像。同样是领袖人物创作，朱培均的作品《毛主席与科学工作者》则另辟蹊径，作者没有选择伟人正襟危坐的形象，而抓住了领袖与科学工作者讨论科学问题的瞬间；程允贤的《延河边上》则刻画了毛泽东与陕北农民亲切交谈的情景。这两件雕塑将伟人亲和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除了领袖伟人的形象外，新中国的缔造者还包括无数的革命先烈和人民大众，一部分雕塑家以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为主题创作了历史题材雕塑，例如李金发的《邓仲元将军像》、王朝闻的《刘胡兰》、张充仁的《游击英雄张玉敏》、邹佩珠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雕像》等。塑造英雄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时代的纪念。另一部分雕塑家则将目光对准广大人民大众，表现人民的生活场景。如周轻鼎的《八口之家》、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郭其祥的《女牧工》、曾新泉的《吹风》、伍明万的《养猪妇》等。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美好生活的主人，现实主义手法在与中国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融合以后，走出了一条以人民大众为核心的创作路线。
在半个世纪的传承发展历程中，新中国的纪念碑雕塑从最初的“苏联范式”到与中国传统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创作模式，随着纪念碑的范围不断推广，这便又陷入了单一化、雷同化的发展局面中。在世纪之交，这种伴随着共和国崛起而兴起的样式亟需一种突破来符合崭新世纪的时代要求。学脉上延续着老一辈的传统，发扬集体智慧的创作方式，中央美术学院新一代雕塑家接过前辈的衣钵，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突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群雕》摒弃以往的“中心式”的单体形态，采取类似中国汉代碑林式的空间布局，这种重大的形式突破将创作中心转向人民大众，侧重整体阵势传达的叙事脉络。在群雕的造型特点上可以窥见民族化探索的具体体现：纪念碑借鉴传统建筑的构造元素；人物塑造上写实与写意手法相结合，民间泥塑与学院派系统相统一，雕塑性与绘画性相得益彰……将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建筑及木刻等艺术形式加以艺术转化，庄重严谨而又不失民族艺术的深厚底蕴。纪念碑群雕是承上启下的重大创新，是中国现代雕塑民族探索之路的重要丰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雕塑界几代人持续不断地对中国本土艺术传统进行挖掘。这种挖掘是对外来的现实主义形式的改造和丰富。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到《人民公社万岁》再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群雕》的大型创作，中国雕塑逐步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的道路。在雕塑形式语言上探索出走向传统、走向本土、走向民间的“民族写实主义”，在特定环境中创出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民族化”探索为之后中国雕塑寻找了发展的道路，尤其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自信与自觉、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时代要求做出了民族范例。
纵观中国美术史，“雕塑”贯穿始终：秦始皇兵马俑的精密严谨、气势撼人，霍去病墓前石雕雄浑刚健、粗犷大气，石窟造像的恢宏磅礴、鲜活逼真……中国传统雕塑的脉络源远流长，并在中国美术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似乎在走向没落，伴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和文化侵略，这股本来粗犷的艺术血脉处于即将衰败的危险境地，似乎“雕塑”的概念更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名词。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各项事业的全面复兴，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传统的脉络并未曾切断，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传统的力量在保留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实现了再造。在这个时代诉求之下，前文提到的西方写实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并行，一批雕塑创作者肩负着历史使命与个人追求，选择在另一条道路上寻求探索与突破。20世纪30年代早期留法、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艺术前辈在公共雕塑领域进行了传统形式语言的探索，他们开创了中国化的写实主义。20世纪50年代的探索是中国近现代雕塑第一次的传统回溯，其时代性和创造性影响着后来的雕塑家。这种“传统性”是将中国古代优秀的艺术元素与其他门类的优良传统抽离出来且与雕塑相结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写实道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雕塑的面貌，源于传统的同时进行再造与创新。
在发掘中国传统艺术与考古发现领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王子云是一位在雕塑创作、考古及美术史论、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先行者和重要代表。他广泛地考察中国存留下来的古代艺术，特别是陵园雕塑和石窟造像，并将西方求学的见闻和知识带回中国，实现了中西方文化上的交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部分雕塑家从民间泥塑和工艺美术中汲取营养，将现实主义题材与中国民间雕塑经验相结合，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的群像，例如王官乙等人在四川大邑共同完成的《收租院》，群像以情节连续的形式展现了旧社会人民大众饱受欺压的历史场景。虽然表现的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意识，但从雕塑语言的上下文联系上可以看出，《收租院》是对中国传统民间泥塑系统的延续与再利用。郭宝寨也善于用民间泥塑样式进行创作，他的《奶娃》系列作品带有厚重的乡土气息与浪漫柔情，采用粗犷质朴的陶塑语言、大巧若拙的造型趣味来描绘朴素的生活。雕塑的形式语言是传统回溯的首要选择，而传统表现在打破西方写实主义的塑造语言、借鉴传统造像的造型特征、中国绘画对线的运用、中国传统美学对气韵的要求等方面。从钱绍武的《李大钊像》、陈启南的《玄奘法师》、田世信的《司马迁》、马改户的《丝绸之路》、何鄂的《黄河母亲》、梁明诚的《新娘》、田金铎的《走向世界》等作品中不难看出传统艺术的影响。
19世纪多取材于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在西方兴起，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中国雕塑创作也具有浪漫主义倾向。从题材上，多来源于文学名著、历史故事及传说等，表面上是古代的创作形象，但实际上是在变现当时的文化现状。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题材还是象征含义上都给予雕塑创作者极大地灵感。其中，有反映时代精神、借古比今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例如，盛杨的《愚公移山》所歌颂的愚公精神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精神，借神话传说中的故事情节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祖国建设。也有刻画古代文人精神内核的创作，例如，曹春生刻画的《蒲松龄》、王克庆创作的《李白像》、叶毓山的《杜甫》、唐大禧的《文天祥》等，都是对古代文人系统的重新解读。还有的雕塑家塑造历史人物，例如，张恒的《成吉思汗》、吴显林的《孔子像》、李维祀的《林则徐在故乡》等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彰显了民族的精神源泉。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受上一个历史时期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特定的历史阶段中，革命题材也是新政权创立初期的创作“传统”，例如，潘鹤的《艰苦岁月》、孙家彬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林毓豪的《先驱者》、李守仁的《周恩来纪念像》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延续。
时至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之后，西方现代艺术涌入中国。以这个时间节点为开端，中国雕塑开启了现代转型的道路。现代主义的引进是一次历史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对中国本土文化与艺术的挑战，这便要求中国雕塑家在面对“全球化”的语境下，重新审视中国雕塑的发展途径和前途命运。在这种“矛盾”之中找寻民族本身的艺术模式，使中国雕塑在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后再次完成“民族化”的回归—这不是历史的回流，而是基于顺应世界潮流和时代需求的基础之上的“螺旋上升”。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化”需求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突破意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因而这一时代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化符号和材料被广泛使用，雕塑的材料也不再是雕塑形式的载体，而是通过艺术手段使材料本身的属性与内涵参与到观念的表达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归传统的诉求是放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自觉的探索，力图从本民族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样式等方面进行现代转化。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响应自觉与自信的诉求，这条沿袭着上一个历史时期脉络的道路愈发清晰，并逐步走出更具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语言道路。
与“写实”相对应，“写意”作为传统绘画中最具本土意境的美学追求，拉开了与西方写实体系的距离。一批雕塑家在雕塑本体语言范畴进行着 “民族化”的探索，他们将中国“写意”引入雕塑语言中，这种尝试将中国传统绘画不求工细、注重神态的笔墨语言加入雕塑的塑造之中，将中国哲学与美学的思想内核融入雕塑语言中，从雕塑的形式语言和精神高度完成民族化的蜕变。在理论方面，“写意雕塑”和“中国雕塑八大风格论”等论断的提出，是在总结中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雕塑的民族化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中国雕塑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讨论。吴为山、黎明、陈云岗、于世宏、霍波洋、龙翔、吕品昌等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找寻东方的哲学意境，在写意与写实之中找寻东西方艺术的临界点，在创作中运用抽象的形体提炼出东方韵味和哲学高度的样式，在刚柔之间将中国的哲学思想内核融入雕塑语言中。这种尝试可以窥见“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以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雕塑语言结合的一次觉醒后的升华。
对民族文化符号和图案的提炼与运用是当代雕塑家的创作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当代艺术语境的影响下，中国雕塑对如何确立民族文化身份和主体性的问题做出了解答。这一时期，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化符号出现在雕塑创作之中，成为雕塑的创作母题：有的将雕塑语言与商周时期青铜纹样发生时空链接，使具有装饰意味的东方元素成为中国雕塑在本土回归的创新；有的则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建筑元素、榫卯结构和文人系统的集中符号抽离出来，将其放置在现代语境中别有意境。这其中隋建国、曾成钢、李象群、傅中望、展望、杨剑平、王中、殷小烽、焦兴涛等一批艺术家积极探索雕塑的观念、形式语言、空间关系，拓展了传统文化的新语境以及有效地建立起了与当代社会、文化和艺术的新的沟通方式。
古代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伴随着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世界各地，因此陶瓷、丝绸、火药、造纸术等发明和艺术已成为中国文化联结世界的重要元素。当代中国雕塑家广泛运用此类材料，使之成为在当代艺术中承载中国文化内涵的载体，从传统工艺中汲取营养和创作的手段，极具中国特色及内涵的材料被广泛使用，雕塑面貌趋于丰富多样：这其中有用陶瓷作为创作媒介，将陶瓷材枓和语言从工艺美术领域升华出来，充分体现材料独特性的语言；有将中国传统木雕艺术进行当代解读，既具有现代语言的雕塑面貌，又寻根于汉代木雕大巧若拙的美学特征；还有将纸浆、纤维、药材等具有东方智慧和气韵的材料相结合，运用中国传统针织工艺进行创作……这些材料和工艺无不代表着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留下的珍贵遗产，也是中国传统当代解读的重要文化象征。田世信、孙家钵、吕品昌、施慧等人便是从材料中寻求传统精髓，将材料语言与中国传统艺术内核相契合的代表人物。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头间，中国雕塑完成了现代转型，同时伴随着学院教学框架的构建与完善，材料教学的深入开展，使得更多的年轻一代雕塑家广泛应用中国传统内涵的材料，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再发掘。雕塑概念的外延随之扩大，作品的形式也大大突破了架上雕塑的框架而日趋多元化，大大丰富了当代雕塑的面貌。
中国现代雕塑70年的发展成就，源自70年间为了中国雕塑发展而奉献青春的艺术工作者，源于百年之前不远万里漂洋过海的艺术前辈，源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底蕴与先贤的伟大智慧。70年对于一代人来说是漫长的，但放在历史维度中只是一瞬间，中国的雕塑事业还很年轻且具有无限活力，我们有理由坚信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雕塑一定会有一个崭新而灿烂的未来。
吕品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
8月26日
原文转自：雅昌艺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