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事迹。至于明成祖朱棣为何要派遣郑和下西洋，众说纷纭。无论明朝皇帝朱棣明里暗里的目的是否达到，也无论郑和七下西洋的意义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但小编认为，如果把目光从中国本身移开，放眼全世界，俯视前后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轨迹，小编得出的结论是：郑和下西洋，中国又一次与重大历史转折机遇擦肩而过！
在时间长度为的明朝永乐年间，朱棣为了自己“青史留名”，为了让他自己这个“男一号”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倾情演绎，他就要折腾，而且要往大了折腾，不仅要超过他的父亲朱元璋，还要超过以往任何帝王。比如编撰全世界最厚的书《永乐大典》、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北京新宫”、修建大报恩寺、铸造世界最大的钟“永乐大钟”等等。
所有的这些都是要满足朱棣一个人的欲望：要么没有，要有就必须世界最大，世界最好！
《成祖本纪》对朱棣拍马屁，说：“（朱棣）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能把一个皇帝吹捧到这个份上，也是古今第一人。但朱棣很爱听。
郑和下西洋，也正是为了满足朱棣，这么一位对世界有强烈占有欲的帝王。
为了实现朱棣试图要做“古今第一帝”的努力，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奉命第一次出使西洋。带着朱皇帝“威德远被”的治世企图，每到一处，都要立碑做纪念，比如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到达左里（今印度科泽科德），上书：“其国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最大、最先进的舰队七次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这番阵势，是震慑式的外交战略，彰显大国国威，达到了宣称中土的效果。
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远，影响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匹敌的。但是，凡事最怕“但是”二字。
但是，因为目的不一样，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与西方国家远洋航海对自己国家的影响相比较，其结果却截然不同。
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起航了；92年后，达·伽马起航了；1后，麦哲伦起航了。
郑和船队的船只数量超过200艘，哥伦布船队只有帆船3艘，达·伽马有4艘，麦哲伦有5艘。
郑和船队的总人数达到27000多人，哥伦布船队只有船员88人，达·伽马有160人，麦哲伦270人。
郑和船队的船排水量约为1000余吨，哥伦布船队最大的那艘排水量不足250吨，达·伽马120吨，麦哲伦130吨。
但是收获的结果呢？
先说郑和。郑和每到一地，都会宣读一封敕书，主要内容是永乐大帝的自我感觉良好：“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袛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若有掳诚来朝，咸赐皆赏。”就是说，如果“四方海外诸藩王及头目”如果带着一颗诚心来朝拜永乐帝国，则全都有赏。事实证明，朱棣的恩赏不是随口说说，他是真给啊。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三月，来华访问的满剌加国国王，就亲身感到了朱皇帝的大恩大德，史料记载他得到了明朝“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多锭、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沙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锦五百多匹、棉布三百多匹、织金罗衣一袭”。
永乐十三年（14），郑和船队“大有斩获”，他们在非洲东岸第一次发现了长颈鹿。之后，长颈鹿被视作神兽“麒麟”，被运回了中国。作为永乐王朝威德远播、万邦臣服的象征，朱棣特意在奉天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亲率文武百官迎接这只祥瑞的到来。之后郑和下西洋，陆陆续续带回了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比如重二钱的大块猫眼石、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等等，但这些物质的价值不在于提高明朝百姓收入，也不在于发展明朝经济增强国家实力，而只在于满足朱皇帝的虚荣心而已，全都一如那只来自东非的长颈鹿一样，象征意义远多于经济价值，而朱棣对这种权力确认的游戏却是乐此不疲的，满足了他对手中权力增值的渴望，他沉浸于自己自认为的“盛世”里，他眼中的繁荣让他一个人高潮迭起，快感十足。
反观15世纪的西方航海家们，他们也在海上寻找着，只是寻找的东西与朱棣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哥伦布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第一次与美洲文明发生了碰撞，从而使人类历史走向和洲际间的融合进程大大加速了；麦哲伦环球航行，西方地圆说得到了证实，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开始在全球传播和发展，麦哲伦也为西方人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宽上，居功至伟；达·伽马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导致葡萄牙开始控制印度洋，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坐上海洋霸主地位抢得了先机。而且，达·伽马在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居然达到他整个远航费用的60倍，这样的远航是有着巨大利润空间的，这样的远航是可以让国家致富的，这样的远航也就可以持续发展的。
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朱棣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此时，明朝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却不在现场，这么重要的仪式，他这么一个朝廷官员怎么不去参加？他干嘛去了？原来，夏原吉一个人“布衣徒步”到了浙江，因为那儿正在闹饥荒，他是去赈灾了。作为永乐朝的管家，这位财政部长却感觉自己度日如年，更准确说是苦不堪言。朱棣迁都、远征漠北、征伐安南已经花掉了帝国一大半的银子，而现在又要下西洋。明《广志绎》卷一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就是说，明朝拿出来700万两银子，过了，只剩百万余了。
由此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投入大于产出，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经济目的。不过对于当事人朱棣来说，成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成果，他要将国家级“国际形象工程”进行到底，政治永远排在经济前面，他要的是开创盛世。
当时的朱棣是不懂得当今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的。他领导的明王朝是保守自闭、狂妄自大的，虽然郑和行至天涯海角，一路风景看遍，但始终未能看透世界大势所趋。郑和的庞大船队表面上是浩浩荡荡，其主要目的也只是呈现皇恩浩荡而已。朱棣没有看透，也没有想到，世界正在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已经发现了远洋贸易的巨大利润，纷纷撑起桅杆，准备争夺殖民地。朱棣只是从政治和权谋出发，对世界做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从此，东西方文明的发展终于走向南辕北辙。
一度扬帆远航，占据先手的东方文明在朱棣的狭窄视野里慢慢搁浅了，把辽阔的大海留给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的远洋贸易中获取了巨额暴利，很快走向工业革命。原本有机会领先西方各国称霸海洋的大明朝，把海船搁置在南京港口，让郑和在南京城做一个闲散的守备，原本可以有更大作为的郑和及其船队，也因为朱棣的好大喜功和狭隘的视野，无所事事，渐渐的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百年后，古老的东方王朝也为自己对海洋的忽视而受到了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