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与山川颇具渊源的盛唐诗人。他一生居无定所，忘却家乡和亲朋，以旺盛而炽烈的精力去干谒、寻仙、饮酒；他既单纯又矛盾，求仕不得，归隐不甘；他做羽客、好任侠，偏又怀着狂热而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从他与山川的某些历史交集入手，也许更利于我们去接近一个有温度的李白。
蜀国多仙山，李白又在蜀中长大，巴山蜀水的浸润、殷实家境的给养，造就了诗人天真烂漫的明澈心性。家乡的紫云山、大匡山、青城山和峨眉山他挨个游遍，问道、寻仙、练剑、写诗，少年生活温煦而斑斓。道教与侠，原本有些天然联系，道教想往自在逍遥，侠客追求社会层面的自由正义，二者的某些共性在少年诗人身上被融汇和统一。
少年时的经历，影响了诗人此生的性格底色和行为方式，直至数十年后，李白还向杜甫炫耀：在蜀地曾手刃数人。杜甫被这种侠客精神感染，写诗描绘李白的快意恩仇：“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17岁时李白隐居大匡山一年有余，跟随隐者赵蕤学起了纵横学和王霸之道，也许从这时起，由布衣而至卿相的愿望便在他心中执拗地发芽了。
25岁时，李白乘舟东下，出蜀漫游了。漫游是盛唐文人热衷做的事儿，不只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为访谒各地公卿名士以求仕进。也许，在无任何传媒途径的古代，文人漫游的目的之一，便类似于今天明星的巡演和走秀。古代文人集文学家、政治家、民间偶像于一身，游走各地播扬声明、宣传诗作，显然要比坊间口口相传来得有效和直接。但李白的漫游不同于常人，李白没有坐标和原点，从25岁出蜀，他再未回到家乡，家中父母弟兄一概不问。
很多人难以理解这一点，或者“为贤者讳”干脆避而不谈。其实，还原诗人真实的历史面庞，不必把他雕琢到面面俱到，李白之为李白，源于他磅礴的艺术灵感和强大的生命体悟，他不是圣贤，不是完人，不是道德楷模，他是永存高扬亢奋精神的天马行空的伟大艺术家，仅此而已。
一路沿江东下，路过峨眉山时他写下疏朗清新的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此时他眼中的峨眉山，只有皎洁的秋月点染了静谧，而丝毫不见日后《蜀道难》中的崔巍孤绝。可见，离蜀时这位“目光炯然，风流蕴藉”的年轻诗人心志昂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盼望。他游湘楚、登庐山、怀金陵、至扬州，最终到达此次漫游的终点——剡中（今浙江新昌）。
“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只因剡中的天姥等名山都与道教神仙有关，而寻仙则是李白生命中贯穿始终的一件要紧事，李唐王朝尊尚道教，蜀地又道风盛行，李白寻仙的兴致仅次于他对政治的热情。在天姥山寻仙不遇，他失落而怅然，及至二十余年后政治理想破灭，还借“梦游天姥”聊以类比和遣怀。
开元二十年（732年），写了不少干谒诗文而未果的李白终于游到帝都去了，这年他31岁。他隐居终南山，等待由布衣至卿相的机遇。当时的终南山隐士成群，其中不少人只是做做样子的，只等着帝王从山林中征拔人才。而李白不仅隐得认真，在长安游玩也认真；不仅寻仙练剑，也浪荡纵酒；他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多艰，仍是用了山川来隐喻：“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百步九折萦岩峦”（《蜀道难》）。
听说玉真公主赞赏他的诗，经人指引找到终南山楼观台的玉真别馆去，执着等待数十日，公主仍然云游未归，他失落地写下《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悻悻而去。但他的执着终归是有报偿，玉真公主听闻后受了感动，数年后的一次机缘，便向唐玄宗举荐李白。唐玄宗也早闻李白在民间的诗名，当即下令召李白入京。当时是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接到诏令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又一次向着政治理想进发了。起初时，他对自己的境遇很是得意，虽只是一名文学侍从，但皇帝待他礼遇有加，常诏他侍宴作诗；王公大臣们也对他争相邀约，一改往日冷眼；长安街市上，醉醺醺的李白时常被云里雾里地前簇后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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