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长安君：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回顾历史，无疑能使我们看清当下；普及常识，无疑能使我们增强信心。
我们能从中国百年防疫史中，得到什么启示？中国面对传染病时迎难而上的勇气，得益于什么？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底气和力量，来自何处？
今日，长安君与大家继续分享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作者江永红文章《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最后的一部分内容，一起探寻这背后的答案——
《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
连载终章：中国医学科学家值得信赖
疫情的扑灭，传染病的消灭，说到底还得靠科学的手段。
在疫苗出现之前，对付疫情的办法主要是隔离、切断传染源，在中国还有中医的汤药调理，这些传统的手段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许多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的传染病至今还无药可治，所以最终战胜疫病的武器不是医疗而是疫苗（类毒素、抗毒素、血清等与疫苗作用相同，为叙述方便，统称之）。
虽然中国是古典疫苗的故乡，早在北宋真宗时期中国就有了种痘术，但在现代疫苗的研制上，我国落后了。直到19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才有了第一个疫苗研发生产机构。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疫苗生产总体上还处在跟踪仿制阶段。由于科研条件的严重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连起码的仪器、试剂等都无从得到，当年的仿制甚至比今天的创新还要难。
好在国家通过日内瓦转口，为各生研所订阅了欧美的科技杂志，这迟到几个月的杂志成为了解世界科技信息的重要窗口。充分利用这迟来的信息，我国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自力更生，奋起直追，使疫苗的数量从10余种增加到40多种，基本满足了国家防疫的需要。
国外有什么疫苗，中国很快就有了这种疫苗；国外有什么新技术，中国很快就学到了，而且在学习中有创新，在跟踪中有超越。
比如，第一个发现麻疹病毒的是美国人，但中国的麻疹病毒是中国人自己分离出来的，虽然发现的时间比美国晚了3到4年，但生产麻疹疫苗采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培养法，疫苗的质量世界领先。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新研制出来的A型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组分狂犬病疫苗，是新型的亚单位疫苗，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狂犬病疫苗被世界狂犬病大会誉为“无与伦比”。
改革开放后，随着科研条件和环境的极大改善，我国的疫苗研发和生产已经从跟踪仿制阶段进入到并跑和部分领跑的新阶段，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
疫苗数量多，品种全，可以说世界上有的，中国基本上都有。
说基本上，是因为极个别品种暂时还没有，但也有我们有而别人没有的。我国的疫苗有领跑世界的，如中国生物李秀玲团队研发的预防手足口病的EV71肠道病毒疫苗，就是只有中国儿童才有的福祉；有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的，如轮状病毒疫苗，是与美国同时上市的；还有不少疫苗虽然不是最早诞生在中国，却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疫苗，如地鼠肾乙脑活疫苗，出口量占产量的三分之二。
目前我国已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合作研发相结合的路子，如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生产线就是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的。
我国消灭和控制传染病的武器几乎全部是国产疫苗。中国疫苗与国外相比，各有千秋，但国产疫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生产所用的毒株——疫苗株绝大多数是在本土分离和培育出来的，因而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接种效果更好。如生产预防天花的痘苗，用的我国科学家齐长庆分离出来的“天坛株”，在世界上免疫力是最好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再如世界上最好的地鼠肾乙脑疫苗，野毒株SA14是老一代微生物学家汪美先从蚊子幼虫中分离出来的，李河民、俞永新将其培育为疫苗株SA14-2用于生产。
其次，我国疫苗的检定标准是世界上最高的。乍听这话，有的人也许会感到惊诧，但事实的确如此。著名疫苗科学家赵铠院士说：“我国疫苗标准很高，质量水平与欧盟接轨。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检测项目方面，我国一些疫苗标准甚至高于欧盟。”我国的EV71疫苗每剂的杂质只有10皮克，这个标准是没有第二家能达到的。其研制者李秀玲自信地说：即使有人仿制我的疫苗，也仿制不出我的标准。
再次，中国疫苗的第一个受试者是研制者本人。这是中国与外国一个最大的区别。中国的每一种疫苗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首先要在研制者甚至其家人的身上试用，证明安全之后再给其他人用。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疫苗科学家的献身精神。顾方舟首先让自己的孩子试服脊灰疫苗，感动了千万人。但在生物制品行业看来，这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上述三个特色充分体现中国疫苗科学家的科技水平和献身精神。
这是一支闷头打胜仗的队伍，从不张扬，不声不响地把一个个瘟神收进了“魔瓶”。这是一支值得信赖、能带给人信心的队伍。这些科学家虽然不会给个体患者看病，但他们是古人所说的“上医”，是为大家甚至是为全人类开处方的，一个疫苗就可控制直至消灭一种传染病。
研制疫苗的第一步是分离病毒。在新中国，每当疫情出现时，防疫和疫苗科学家总是与医疗队伍一起冲在前头，以图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病原体，分离出病毒或细菌。要知道，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又极其复杂的工作。
在防疫史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找不到病原体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流行性出血热开始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但一直到80年代初才分别由我国兰州生研所的孙柱臣研究员和韩国学者李镐旺从黑线姬鼠身上分离出来。从发现这种病到分离出病毒，历经整整半个世纪。孙柱臣在分离病毒时不幸被感染，险些牺牲。
此次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出现后，我国科学工作者仅用几天时间就分离出了新冠病毒并且完成了基因测序，稍懂免疫防疫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显示了我国科学家出类拔萃的能力。
病毒的成功分离足以增强我们战胜疫病的信心，因为它至少在五个方面给人带来了希望：一是制定确诊标准有了依据；二是有利于针对病毒筛选现有药物，包括中医配方；三是可以通过病毒基因追踪溯源，找到病毒的来源和传播媒介；四是给治疗药物的研究提供了靶子；五是为疫苗的研发打下了基础。事实上，这几个方面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是在与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做斗争，这比战胜已知的传染病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也必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国遇到了陌生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几个月后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造成163万余人感染，死亡28万余人（当年只报18449人，更正为此数）。不加评论，即可从中读出许多意味。
现在，面对疫情，有人在舆论场上兴风作浪，靠捕风捉影甚至凭空捏造来褒美贬中，散布失败情绪。
因此，在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上，也需要戴一个“口罩”，做到百毒不侵，保持定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声明：本文转自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作者江永红，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