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会学视角解构能“共苦不能同甘”的《婚姻故事》
理查德·森内特曾提出一个名为“破坏性共同体”的社会学观念，用来指一种特别的关系，其中伴侣双方都只想着追求对于亲密关系的权利。在电影《婚姻故事》中， “妮可”和“查理”这对夫妇，就是“破坏性共同体”婚姻的典型。
（由于分为上下篇，若有小伙伴没看第一篇的可以先去观看第一篇的文章哦~）
事实上，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在《论语》还是《圣经》中，"父亲"似乎都是神一样的人物，他不可能出现在亲子关系中，他甚至不需要保持良好的形象，但"母亲"却永远是无私奉献、完美顾家的"圣母"。
哪怕是一点点瑕疵，都会让母亲彻底失去舆论场，陷入亲子关系的社会死局，即便是摆拍，"好爸爸"总是受欢迎，但"好妈妈"似乎是一种理所应当。
因此，诺拉别无选择，只能警告妮可，你永远不应该在法庭上说你喝酒，或者说你"忘记"孩子，因为你累了.因为妮可的职业是"无情的表演者"，而查理是"真诚的创作天才"。
"妮可和查理在亲密关系中的地位并不平等，"神父"和"完美母亲"的反讽，除了两性的社会地位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关系"。在亲密关系中。
妮可在洛杉矶生活一年的愿望不会被重视，导演的声音不会被听到，长期无条件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亲密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果想要争取利益，只能通过最基本的方式，但在拔刀的那一刻，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妮可内心的牢笼无法逃脱主客之间的冲突，不会与自己和解，那么查理的牢笼则习惯于成为权力的提供者，将不平等的权力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失去了归属感。
戏如人生：现实的戏剧设置为影片增色
纵观影片《婚姻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真情"和"细腻"的情感，斯嘉丽和亚当"教科书式"的客厅争吵背后，是现实通过现实主义的戏剧表现手法的投射，导演一定很"懂生活"，这种戏剧层面的情感积累和提升，为影片的质感增色不少。
其中，查理的"纽约戏剧导演"和妮可的"加州好莱坞演员"的设定，反映了好莱坞和百老汇之间的纷争。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在美国社会生活了很多年。放映在中国社会，是商业流行与文艺片的冲突，是家乡与一线城市的冲突。对现实社会的投射所引发的强烈移情，也为影片渲染了浓重的现实色彩。
与同题材的《1982年的金智英》相比，《结婚物语》似乎是一部典型的文人电影，两位主人公体面的分手仍然是文人电影中乌托邦式的结局，而且美国中产阶级的两位主人公似乎与普世意义上的"大众"相距甚远。
但不管怎样，当查理含着泪读完这封迟到的信，当妮可弯腰为查理系鞋带，他们都选择了与自己和解，把体面和温柔留给孩子和自己的余生，正如片中音乐剧的歌词所说："它帮助我们摆脱孤独，它帮助我们找到活着的感觉"，爱是如此残酷，却又如此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