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底，广东中山，小霸王的段永平听
说一家小厂在生产假冒的小霸王学习机，立即派人上门打假。当打假人员闯进工厂的时候，被一位青年一把拦住，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神情像是要吃人……
这位青年名叫胡志标，他们生产的学习机软件与小霸王很相似，但实际上软件是他们买的。所以他们是被冤枉的。这家小厂就是他和一位叫陈天南的发小，一人各出2000元办起来的。
段永平了解情况后，一摆手，没再追究。
当然，他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小厂的青年，仅仅4年之后，竟会坐在北京梅地亚中心，豪掷亿元，和他拼夺“标王”。
1995年的11月，“寸土寸金”的《羊城晚报》上，有人连续4天包了报纸一半的通栏。
第一天，登两个字“爱多.…”；爱多啥？没说！
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两个字；
直到第四天，终于谜底出来了：“爱多VCD”。
这是我国第一条悬念广告。
这条广告的东主就是胡志标。他和他们的爱多VCD，顿时声名鹊起，开始了征战天下的光荣之路！
1996年11月8日，爱多VCD用8200万元拿到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后的一个5秒广告，是当年电子类第1名。
1997年，爱多的销售额从上年的2亿元暴增至16亿元，成为中国电子50强。
1997年11月8日，爱多VCD更是以2.1亿元的
天价标得央视黄金时间广告，成为新一届“标王”。
此时的胡志标和爱多登上了荣誉的巅峰。
但是，标王好像下场大多不太妙！
1999年4月7日，同样是在《羊城晚报》上，胡志标的发小兼爱多大股东陈天南，发了一则“律师声明”。他声称爱多新办的所有子公司均未经董事会授权和批准，其所有经营行为和债务债权均与“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无关。
爱多出事了！
原来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爱多的流动资金就出现困难，甚至旺季来临时，竟然无钱购买原材料。数百家经销商和原材料供应商，齐聚中山，上门讨债。
为了解燃眉之急，胡志标与中山当地的一家企业达成协议，该企业出资500万元租用爱多品牌，并介入爱多的管理。
这项协议最终让胡志标与陈天南反目成仇。
原来这几年，陈天南一直没有参与爱多的经营，爱多的所有经营都由胡志标全权负责。随着爱多事业越做越大，胡志标的心态开始失衡。
1998年，胡志标做出了几个举措。首先是由妻子林莹全面掌管爱多财务，隔离陈天南，开子公司也完全撇开陈天南。
这在陈天南看来，就是转移资产另起炉灶。就是在爱多与别的企业谈品牌出租这样的大事上，胡志标也不和陈天南说一声，以致陈天南一听说这事，便立即暴走。
于是，就有了4月7日的“律师声明”。
“律师声明”一出。那些已经被爱多拖欠货款搞得心神不宁的经销商和供应商们像发了疯
一样地奔往中山。
于是，墙倒众人推的古老戏码再次上演。
胡志标一直认为，爱多是自己一手创立并做大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实际上，他只占爱多45%的股份，当陈天南作为大股东发难的时候，他除了愤怒也没其他办法，谈了20天，最后胡志标被迫辞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
他万万没想到，就是那些昨天还站在他面前高唱赞歌的人们，现在又是第一批朝他丢石子的。
客观的讲，胡志标在处理陈天南的问题上，使用了一些小伎俩，不太敞亮。但却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对爱多发展毫无贡献的人，仅仅因为当初投入了几千块钱，便要与终日为企业殚精竭虑的胡志标平分所有一切，这对于胡志标及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爱多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爱多不是第一家合伙创业的公司，也不会是最后一家。虽然情况千差万别，但合伙创业的股东兄弟因为利益关系，反目成仇的不胜枚举，有的甚至成为企业衰败的主要原因。
那对于爱多的两个股东，你觉得谁对谁错？
要怎么做才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资料来源于吴晓波《大败局》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海头条#和04年赚钱其实很容易。当时有对夫妻从单位双双辞职，在七浦路租了一个小门面。每种款式衣服店里只放一到两件，基本不囤货。她的货源其实就是从七浦路别的店铺拿来的。平时卖货，有客人看上了某件衣服或裤子，但店里现成货尺寸不对，她就和客人说去仓库拿，叫她老公马上去。其实老公就是去别处买。这叫同行调剂，基本原价拿下。就这样一年赚了100多万，前100万一年已经很厉害，不过她自己说进货的时候，款式挑选的眼光也很重要，这是要一些天生的灵感的。
现在再说下我的灵感。我也是在～04起步。那时候流行承包媒体的报刊杂志广告版面，低价批进高价卖给广告客户。这时我的灵感就是：你们去包版面，我则专门给你们拾遗补缺，比如你每期包一个版总要做足五条通栏才有赚（做4条只是微利，做3条离保本还差那么一点），那么到了第五条他们往往就找像我这样的人帮忙填补，价格大幅优惠。我的灵感还在于：我觉得报社把部分版面低价承包给你，但它自己同时也在经营。它搞不定的时候就会在价格上放水，直接冲击到你。
所以我不包版，只做二传手为承包者拾遗补缺。就像一个寓言故事所说，大家都坐船去掏金了，我就专门做摆渡生意赚船票钱。
我的和，每年的成绩跟前述那对夫妇大致相同。他们也好，我也好，都是没什么本事之人，但都在上海房价最低时赚到了自己能力所能抵达的最高收入，轻松买下两三套房。（当时交通西路平江小区大约3000元/平，曹家渡一带5700元/平，老闸北深处就更低了）。
人的一生，只要有那么两三年是处于高收入低房价的时期内，基本就不会过得太糟糕。
【历史上的今日】1902年6月17日 《大公报》问世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为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的英敛之，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损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经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中华民国成立后，199月，英敛之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的王郅隆。19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报》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公司，接办《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1926年9月正日，《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鸾执笔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1935年至1937年，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大公报》出版部还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题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出版了范长江报道的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该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关注@公子品史，每天分享历史干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