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比率和风险成正比
有些人认为多加的债务会给公司经理人带去压力,促使其更专注于经营，
就好比一位司机正在驾驶一辆轮胎上插着刀子的车,我们都相信他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开车。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那就是这样的车子本身危险性就很大,即便驾驶员开得很好,车子一旦遇到坑洼的地方也会酿成车祸。
而在商业这条大道上,到处都是坑洼,想要驾驶着这样危险的车顺利前行,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
现在有很多人都信奉负债经营理论。
他们认为,通过负债经营,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这样一来,还可以通过财务杠杆,让企业获得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
虽然这种想法很乐观,但巴菲特认为,股市变化很快,企业发展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负债经营并非最为稳妥的经营方式,
一旦企业经营状况出现问题,就将两面受敌,面对偿还巨额债务的危险。
所以,好公司或是好的投资决策,应该是即便不靠财务杠杆,依靠自己本公司的努力也能获得让人满意的结果,如果为了一点额外的报酬,
而冒着企业可能陷入困境的危险是很不明智的。
1997年,日本八佰伴国际集团宣告破产,其创始人和田一夫,让八佰伴从个乡村菜馆一步步发展成为了日本零售业的巨头。
在其发展全盛期,拥有员工近3万人,在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50家超市和百货店,年销售额达5000多亿日元。
随着金融风暴的来袭,八佰伴经营出现状况,此时,其扩张速度过快,负债过高。
香港八佰伴的年报资料显示,在1988年八佰伴应付贸易欠账只有300多万港元,还不到营业额的1%。
但到了1997年,其拖欠的应付贸易账已经增至近55亿港元,相当于营业额的13.5%,总负债更高达10.24亿港元。
最终,正是低营业额高负债率,让八佰伴不堪重负,走向破产之路。
以益生菌酸奶饮品而闻名的太子奶集团,曾是我国最大的发酵型乳酸菌奶饮料科、工、贸集团。太子奶集团主导产品“日出”牌太子奶,
被列为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唯一“国家火炬计划”高科技产品、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连续十年推荐产品
200年,太子奶为实现上市目标,先后引入英联、高盛、摩根士丹利三大投行战略投资7300万美元,之后花旗集团、
新加坡星展银行等6家国际银行,为太子奶提供了5亿元人民币的无抵押、无担保、低息3年期信用贷款。
随着上市工作的进一步推动,太子奶开始了无序的大幅扩张,逐渐在湖南株洲、北京密云、江苏昆山、湖北黄冈、四川成都等地兴建了五大乳酸菌饮料基地,并全部投产,
同时,许昌、西安、哈尔滨也建设了三大合作基地,准备投产。这些基地的建设,就耗费了太子奶3亿元。
但是,因为产品营销、创新能力没有提升,该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太子奶并没有因为规模扩大而带来高额的利润回报,经营业绩不佳。到了上半年,由于高速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
1月,湖南株洲政府注资1亿元,由新成立的高科奶业托管太子奶并从三大投行手中“要回”李途纯所持的61.6%股权,交回李途纯,抵押给高科奶业代为行权。
到200年年末,高科奶业托管太子奶1年时间,销售额还不到6亿元,由于债务缠身,销售不畅,反而导致了高科奶业亏损近3亿元。太子奶因为债台高筑,最终宣告破产。
太子奶集团虽然拥有雄心勃勃的市场战略,但是没有踏踏实实的市场耕耘,最终不得不吞下崩盘的苦果。
可见,赢利并不是那么容易,企业随时都应该有危机意识,对市场应该如履薄冰。
企业发展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去做企业能够承担的事情,不要冒着破产的危险,去追求利益,这样的风险太大。
所以,我们投资者也应该意识到购买股票时,要留意该公司的负债率,如果负债过高,投资风险就太大。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慎重为好,以免赔了夫人又折兵。
#猪肉连续19周下跌合理吗#
其实之前的猪肉价格上涨，是由非洲猪瘟引起的，但是如今猪肉价格连续下跌，说明“非洲猪瘟”已经被解决了么？实际上恰恰相反。
在3月27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的养殖户，报告发现一起非洲猪瘟疫情，纵观整个，我们累计发现了19起疫情。这说非洲猪瘟的威胁依然存在，作为全球性的难题，非洲猪瘟对各个国家都很头疼。
那我们价格的下跌诱因又是什么呢？这又要不得不提及国内关于养猪的几条调控政策。
首先，颁布了生猪调运禁令，限制生猪的大范围流动。这样病毒在国内各地流动的情况大幅降低。
其次，国内对养猪行业给予了大力度的扶持。之后的各种行业补贴，低息的贷款，各种优惠政策，这种明显的市场干预手段，强行让很多资金涌入这个行业，大量地增加了猪肉产量。
而借由政策东风，越来越多人在养猪上赚取了高额利润，导致更多的人涌入这个行业，直到今年年初，全国猪肉产量突破了临界值，供大于需求，猪肉开始卖不出去了，所以价格才会大幅下降，出现了神奇的未能彻底消灭非洲猪瘟，解决引起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但硬生生通过上帝之手，的把猪肉价格给降下来了，甚至肉价都开始直逼成本线了。
但是这种长期接近或低于成本线的市场供需，不会长期存在，打破一个平衡后，会尝试在新的趋势下，建立新的趋势。既然制定的那些政策，收效显著，也就意味着新的平衡也将是准确和有利的。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中国一直极其重视，而且做得很好。
为什么有学来越多的大企业选择了武汉来落户呢？
今天有网友发了长篇评论来反驳我的观点，我觉得真是相当狭隘了！
可以说他把企业选择落户什么地方想的太简单了一点！
一.
首先企业会选择来武汉来落户，都会经过专业团队来考察，经过多番对比之后的结果，像该网友所说的湖南、江西可能都在他们落户武汉之前已经多番比较过。且企业的成本分很多种，地价只是其中之一，且是越大型的企业越不会担心地价，因为政府给他们的价格低的超乎你的想象，跟当地政府给他们的大量低息贷款比起来，这点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
而企业除了地价成本以外，最看重的其实是人力性价比，我为什么说是性价比，而不是说成本呢？
因为光是成本低的人力可不行，比成本低就应该都像富士康一样去郑州落户，那为什么还是落户武汉了呢？
那当然是因为相对的人力成本上，武汉的人力资源素质更高，那么多刚出校园的985、211、大学本科学子们，拿着那么低的工资成本给他们打工，这难道不是最优解吗？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三.
而除了地价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成本，什么是生产资料，当然就是大型企业所需要的配套产业链了，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经在相关产业链提前布局了20多年，那比那些只靠地价的成本来比的，不是领先一点半点！
而除了地价、人力、配套产业以外，现在企业的一大成本就是物流成本；而武汉是什么地方能？九省通衢您应该是听说过的，顺丰在鄂州建立的航空物流产业园可以了解一下！
可能还有很多其它原因是我所不了解的，但仅仅是以上这几点，也足够企业来选择武汉来落户了，谢谢！
北宋上访群众大闹京师？
熙宁四年（1071）五月，北宋首都发生了一起上访群众大闹京师的事件。据正史记载，闹事的是开封境内东明县的农民，人数上千。他们先去了开封府，后去了御史台，而最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居然冲进了王安石的私人住宅。
这事可就真闹大了。
神宗闻讯，下令立案侦查，案情也很快查明。御史中丞杨绘报告，这些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在推行新法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原因则在司农寺（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实施细则和越权干预。
开封府当然不予受理，上访群众一怒之下便冲进了宰相家中，却被告知此事相府不知。不过，王安石还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来，知县知道吗？
上访群众说：不知道。
然后，他们又去了御史台，被杨绘劝散。
此事的后续不甚了然，王安石却显然挨了一棒。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变法是为了让民众过上好日子。那么，东明县这些农民又为什么要上访呢？何况还是在农忙季节。
王安石只好把一肚子气出在东明知县身上。他说：这个知县也太不像话。自己的问题不去解决，却往上面推。如果天下人都像这样，动不动就进京拦驾击鼓，聚众闹事，那还成何体统！治百姓就该动真格的，不能示以姑息。
看来，他还是不肯检讨自己。
那么，激怒了东明县民的，又是什么呢？
免役法。
前面说过，免役是王安石最得意，司马光最痛恨，苏轼认为修正后可以保留的新法，核心则是差役的货币化。货币化的好处第一章已经讲过，道理则如苏轼所说，出钱的不用出力，出力的不用出钱，天经地义，各得其所。
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至于东明县民闹事，则是因为司农寺负责人邓绾和曾布胡来。我们知道，差役货币化有个交多少钱的问题，数额则由县里按照财产的多少定出等级，邓绾和曾布却以司农寺的名义另设标准。民众该交的钱变多了，当然要上访。
这么说，错误出在执行环节，政策是没问题的？
当然有。因为此法名为免役，其实劳役没免，只是改成交钱。钱这玩意，难道可以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正如司马光所说，农民手里并没有钱，就连地主也没多少现金。要交免役钱，只能卖粮。大家都卖粮，粮价就会跌。但是官府不管这些，催款如催命。逼急了，就只好卖房卖地卖耕牛。
请问，这是利民还是祸民？
不过认真说来，这只是技术问题。解决的办法，则是由民众自由选择，愿意出钱的出钱，愿意出力的出力，差役法和免役法并存。倘能如此，改革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42]
可惜，王安石还有保甲法。
保甲法的立法精神，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化管理。王安石规定：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每家每户两个男孩选一人为保丁，参加军事训练；大保每天晚上轮流派出五人，在保内巡逻。看清楚了吧？实行差役法时，农民要到官府当差。现在不当差了，改为当兵，当辅警。
这可是凭空多出来的役使。出钱不用出力，变成了出钱还要出力，怎么是减轻农民负担？再说了，原来的跑腿送信隔三岔五才有一次，现在的站岗放哨却是天都有，又岂能不违农时？何况保内出了事情，保民还要负连带责任。难怪就连章惇也说，保甲法哪怕存在一天都是祸害。
显然，要保留免役法，就必须废除保甲法。
然而在王安石那里，却是通盘考虑的。两法的实行都在熙宁三年十二月，初九立保甲法，二十二日行免役法。保甲在前，免役在后，这可绝不是碰巧。事实上，王安石就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把财富和人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
因此即便先有了保甲法，收免役钱时也不等价交换，而是要加收百分之二十，叫宽剩钱。青苗贷款的利率也是百分之二十，半年收一次，一年下来就是百分之四十，还要说是低息。
变法之用心，已昭然若揭。
实际上，正如本书开始就说过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危机。因此，正如那位被打发到湖南衡阳看守盐仓的监察官员刘挚所言，为了理财，屠夫商贩也出进政事堂；为了牟利，针头线脑也要官府来卖。政府拼命赚钱大发横财，抢夺市场与民争利更是不争之事实。
比如市易法。
事实上王安石已直认不讳，本项改革就是要与民间资本争夺利润。只不过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利薄，商人利厚，所以不必有道德和心理的负担。
国进民退啊！难怪民怨沸腾。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
既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保甲法试行时，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农民为了逃避做保丁，竟有自己砍断手指甚至手腕的。
皇帝大吃一惊，王安石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这种事就算有，也不足为奇。他还说，如果什么事情都听老百姓的，君主和官员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这就简直近于冷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