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成效#【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 夯实公平正义制度根基——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一年间】“将改革进行到底”，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8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网页链接
干事创业的动力、周期
一个地区的发展
短期靠项目拉动；中期靠政策推进；长期靠营商环境支持
一个企业的成就
短期靠产品过硬；中期靠服务保证；长期靠创新实现
一个人的发展
短期靠平台加持；中期靠习惯收敛；长期靠志向激励
一个事的成功
短期靠领导促成；中期靠制度保证；长期靠规划引领
【李浩丨优化基层法院审级职能 实现纠纷实质性化解】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四级两审制”审级制度，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批准调整民事、行政一审案件级别管辖标准。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项试点运行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中期报告，报告显示，级别管辖标准调整后审判重心合理“下沉”，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进一步加剧基层法院原本就已经十分沉重的办案压力，且相关审判质效指标稳步向好，更多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实质性化解，为实现基层法院“重在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的职能定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网页链接
美国中期大选在即，两年前民主党拿下的6个关键州这次有可能全部失守。当初美国选民因为对特朗普的疯狂失望而选择了拜登，如今又因为拜登的颟顸而抛弃他。
美国人看似有选择权，但如果选谁都没用，怎么选都无法改变，那么是不是选举制度出了问题呢？
比如说咱们中国吧，自唐代以来有古训，叫做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就是说进中央的先决条件是在基层干过。唐代以前看似不讲这个，但唐以前重用世家子弟，多数都有在家族中从事具体工作的经验。
也就是说，在中国，挑选治国者的标准是要会干这个活，会干不会干不靠嘴说，而是要看以前干的怎么样。管过小的，才能去管大的。一级一级试过来，各级岗位上都能胜任，才能执掌国政。
美国呢，政客多是律师之类擅长耍嘴皮子的人出身。特朗普那种商人出身管过企业的都算有经验的。大家比的也不是以前的工作成绩，而是竞选的时候谁嘴皮子耍得好。
特朗普说MAGA，美国人信了，不问怎么干为什么能干成。结果他不行。换拜登来说要治愈，美国人又信了，有不问怎么干为什么能干成，结果他又不行。
每一回都是这个结果，美国人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不行的到底是上台的政客，还是把他们选上去的制度？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美国从边荒蛮夷之国成为世界第一霸权国，制度一定有优越的地方。但三十年时间就跌落神坛举步维艰，说跟制度没关系也讲不通。
我看美国的今天，如同一百多年前的满清，变亦亡，不变亦亡。变法亡国，不变亡天下。
【热点评述】美国中期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的政绩评价之争与政策方向之争。#美中期选举再现拜登和特朗普对决#
当地时间11月8日，是美国中期选举开始投票的日子，两党在选举中的角逐大幕拉开，而美国民主、共和在这次中期选举中的在相当程度上是围绕着特朗普和拜登的激烈较量而展开的。这一次中期选举重新划分美国的政治版图，并决定未来两年的美国政策走向。而在选举投票过程中，也是对于特朗普和拜登在政绩上的不同评价，两人在政策上的互怼反映了美国民主、共和的严重撕裂状况。
此外，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还将对本届总统余下任期的执政，乃至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产生直接影响。
因而，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也是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决。
拜登高喊着“美国回来了”的括号上任，他也
兑现了两项重要的经济承诺：一项是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另一项是在两党支持下通过的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
可是，美国对疫情的控制效果并不如意；此外，声称在未来八年内投资1.2万亿美元于基建的呼声似乎越喊越弱，能否取得成效存疑。
而在普及学前教育、扩大儿童税收抵免额、对气候政策进行历史性投资、增加医疗保险等政策因遭到共和党阻碍而未能推行；在移民、控枪、种族等问题上举步维艰。
总的看，美国民众当前对拜登的政绩和政策落实并不满意。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目前，仅有38%的成年人支持拜登，不支持率高达59%，其中40%的人表示非常不赞同；同时，拜登的党内支持率也从4月的93%下跌至当前的71%。
拜登政府政绩不佳，美国通胀高得离谱，经济面临着硬着陆，能源动荡，供应链出问题，物价上涨，使美国民众因生活质量大下降而怨声载道，这使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显得很被动。同时，这也成了共和党和特朗普攻击民主党和拜登的重要根据。
此外，特朗普还攻击拜登在犯罪问题上软弱，从阿富汗撤军是重大失误，在疫情防控方面表现很差，以及移民政策的错误，还有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失策等。
而拜登和佩洛西等民主党政要却攻击共和党威胁美国民主制度受到威胁，试图诉之于暴力来解决争端。
为了挽救民主党所面临的劣势，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一起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的竞选集会上。既反对民主党对于拜登政策的批评和谴责，又为民主党议员候选人拉票。
克林顿试图把共和党人描绘成极端分子，批攻击共和党议员候选人。
可是，民主党这一次并不太受选民喜欢，拜登政府政绩上的明显不足是通货膨胀难以抑制。这成了了美国经济的主要经济问题。
自2月新冠疫情在美暴发以来，美国通胀率持续走高，并在6月达到9.1%，创40年新高。
更糟糕的是，美联储一再加息，声称要让通胀率重回2%，但是，通胀率却仍居高不下，这正侵蚀着消费者的工资、储蓄和购买力。
这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而不断加息又使经济面临衰退的困境，还有债务利息压力越来越大。因而，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很不满，抵触情绪很大，这对于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的表现非常不利。
而特朗普正是根据这些方面对拜登展开攻击，特朗普几乎一有机会就攻击拜登，反映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彻底撕裂，并可能引起暴力冲突。
美国广播公司与《华盛顿邮报》联合展开的民调显示，88%的美国民众担忧，政治分歧导致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危险上升。
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的联合通报称，中期选举投票日，各地候选人、选举官员以及公众面临的暴力威胁“加剧”。
10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在家中遭到暴力袭击，而两党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互攻，民主党攻击共和党想借助暴力行为影响选举；而共和党却认为民主党搞“苦肉计”，为攻击共和党找借口。
中期选举期间，在内华达州等多个摇摆州，选举工作人员面临越来越多的骚扰和威胁，选举行动已经处在暴力边缘。
其实，这是中期选举把民主、共和两党在经济政策，在移民问题上，在对待俄乌冲突的立场上，以及在种族问题、堕胎权、犯罪问题、枪支和气候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暴露得更清楚了，美国两党的严重撕裂已经临近政治暴力冲突，很多人担心美国两党撕裂会演变称美国“内战”。
头条热榜
上世纪澳大利亚对土著劳动力的压榨与治理
本文探讨了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政治经济，及其对土著社区的严重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本文件在对国家和私营企业强迫榨取土著劳动力和随之而来的对土著人民的暴力行为进行了更广泛的分析。
“监狱工业综合体”(PIC)一词用于描述政府和私人资本在部署监视、治安和强迫劳动监禁以解决结构性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方面的一致利益。PIC是一个高度发达和高利润的机构。
在澳大利亚，监狱私有化政策大约始于1990年并且，结合减少政府转移支付和出售公共资产的新自由主义框架，立即推高了整个人口的监禁率。
从历史上看，在1788年澳大利亚刑事卫戍部队成立之前的至少200年里，强迫劳动监禁一直是英国殖民计划的核心。军事化的治安和罪犯劳动力运输，是英国商人阶级反革命遏制普遍政治动荡的关键。
为了“把我们的共同体从众多的忠诚者和游手好闲的流浪者手中解救出来”，理查德·哈克卢特主张罪犯应该被判在纽芬兰和美洲的其他地方服役，在那里他们可以从事许多工作，包括砍伐木材；制造沥青和焦油；采矿金属；种植甘蔗，采集棉花。
沃尔夫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即消灭土著居民并用殖民定居者取而代之的逻辑是英国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的中心目标。这不同于他所谓的“特许经营-殖民关系的逻辑(如英国统治，荷属东印度群岛)”，后者涉及“通过将劳动力与殖民地的自然资源混合来提取剩余价值”。定居者-殖民者的消除和替代是通过一系列分阶段进行的，包括“征服、迁移、保留、分配、同化、增选、终止、自决”。
尽管如此，在澳大利亚殖民地，流离失所和俘虏劳工携手并进，特别是一旦罪犯劳工运输停止。强迫土著劳动力劳动就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殖民地新兴的畜牧、采珠、海豹、捕鲸、农业和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塔利亚·安东尼注:
在澳大利亚北部，封建原则既是一种法律手段，允许王室在定居后拥有土地所有权……也是一种剥削主要土著人口及其土地附属物的手段。封建土地保有权的等级制度允许一系列基于王室、牧民和土著共存的土地权利的忠诚。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由于对大规模土著劳动力的需求，殖民者和土著人的土地利益可以在澳大利亚北部共同实现。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工业化的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地认为土著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市场的多余人员，并引起了从他们的土地上强行驱逐的反应。
土著人民最初的流离失所以及随后在其国内的殖民企业中的强迫奴役，导致澳大利亚土著人在整个殖民时代的监禁率极高。
1904年至1908年是殖民牧业向金伯利北部扩张的第一个暴力阶段，警察正式逮捕了总共283名土著人。虽然这些人大多是成年男子(正如今天绝大多数土著囚犯一样)，但另外约有50名土著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作为“证人”被拘留——总共有333人被拘留。
为了估计这333人在西北金伯利地区的土著居民中所占的比例，考虑到“杀戮时代”(约1886-1926)的人口统计数据的缺乏，一些广泛的推论是必要的。我的研究表明，在警察局的“集水区”有大约35个部落团体。如果人口统计与北领地和西开普约克半岛的类似地区大体一致，这些地区可能平均每个有25-30名成员。这表明在20世纪早期，大约有1000人生活在伊斯戴尔警察区。基于这些公认的粗略估计，1904-1908年金伯利监禁率似乎约为人口的三分之一。被拘留的成年人口比例可能会超过50%——和现在差不多。
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大规模离开他们的国家对该地区的狩猎采集经济产生了蓄意的破坏性影响，迫使许多老人和儿童进入政府站、新兴的畜牧站和警察前哨周围的配给营地。当这些被捕的成年人从拘留所返回时，他们通常被招募到新兴车站的劳动力中，尽管一些小团体的老年人留在他们的丛林营地，并尽可能避免车站。
该地区早期殖民统治的执行者之一，治安官杰克·威尔逊，在被任命为土耳其溪警察之前，已经在金伯利边境活动了几年。1904年被转移后，他领导了一场无情的运动，将土著从他们的土地上清除出去。
究竟什么是美式民主？资本要压过权力，去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进尔再利用金融手段去谋取暴利。
洞悉民主党的施政逻辑和民主制度的前世今生，就可以对美国此次中期选举的形式，洞若观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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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期选举——拜登“期中考试”，究竟什么是美式民主？
汤山老王
资本主义的“基建材料”采集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贩卖人口更无道义、更为耻辱的事情了，5月在塞内加尔参加废除奴隶制纪念活动时，法国合作、发展和法语国家部长级代表布丽吉特·吉拉尔丹说，
长期以来，奴隶制和奴隶贩卖这悲惨而令人羞耻的一页一直被人们遗忘着、疏忽着，甚至被一些人掩盖着。
因此，我们有必要让法国的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让每一代人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这种惨无人寰的公开的血肉贸易竟然延续了四百年的历史。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当时的社会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和巨额的财富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除了残酷压榨、剥削工人外，还大肆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财产。
于是，人口贩卖的罪恶活动发生了。美洲的被发现让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有了巨额财富的来源地，大批印第安人被赶往矿井，在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汗被榨干后就被埋于废弃的矿井之中，他们用卑微的生命为资本家积累着一枚枚锃亮的硬币。
然而，人的头颅毕竟不如韭菜能够割一茬又长一茬，当美洲的劳动力难以为继时，殖民主义者将目光转移到了贫瘠而落后的非洲。
葡萄牙殖民者是入侵非洲的先锋，也是近代“人口贩卖”行业的开山鼻祖。1540年起，葡萄牙殖民者在西非沿岸猎取黑人，或运回欧洲替封建大地主种地，或利用他们开办种植园，生产出口作物。
当时猎捕和贩卖黑人的规模都不大，不过是葡萄牙殖民者在掠夺黄金白银与香料时兼营的一项副业而已。有人估算，在15世纪下半叶时，每年大约有5000名非洲黑人被贩到欧洲和西非沿海各岛屿。
然而到了16世纪早期，西班牙国王准许商人把黑奴运往西属美洲殖民地，从此贩卖黑奴就成了由政府支持的“合法”行业，此后黑奴贩卖的规模越来越大。
从16世纪晚期起，荷、英、法同葡萄牙展开了贩卖黑奴的激烈斗争，17世纪中期，荷兰占有优势；18世纪中期，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贩子。
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是贩卖黑人的“兴盛”时期，到1770年，黑奴的半数由英国船只载运，近5万名；其次是法国，3万名。
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美洲大陆的烟草种植园和后来兴旺的棉花种植园，在黑奴的血汗浇灌下茁壮成长起来。“从16世纪到19世纪80年代，这个罪恶的行当，成了欧洲殖民者竞相摘取的‘黄金果’”。
殖民者的野蛮统治和残暴掠夺，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不少奴隶不堪忍受种种非人待遇，逮住机会他们就殴打奴隶贩子，奋力反抗奴隶主，或者是逃亡……
奴隶们用种种方式表达出他们对这种残忍的贩奴制度的不满。在非洲大陆和美洲种植园、矿区中，这种反抗更是频繁，不少的时候，奴隶们更是揭竿而起。
1700～1845年，仅在英国和美国贩奴船上就发生了55次奴隶起义，而在美洲广大奴隶遭受奴役的殖民地区，这种反抗更加激烈，他们多次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海地的黑奴起义。
黑格尔说：“一旦个人和民族使关于充分发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进入他们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1791年8月22日深夜，圣多明各岛（又叫海地岛）北部的黑人奴隶发动了武装起义。短时间内，1200个咖啡种植园和200多个甘蔗种植园内烈火熊熊，昔日不可一世的殖民官吏和种植园主吓得闻风而逃。
10月，著名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3年）带领1000多名黑奴加入到起义行列，使海地革命力量更加强大起来。
起义军于1794年和1798年把西班牙和英国侵略军赶出海地，同时，起义军和广大人民还赶走了法国殖民总督和特派员，建立了新政府，
并于1801年6月召开议会，制定了海地第一部新宪法，宣布永远废除奴隶制，杜桑被选为终身总统。
19世纪澳大利亚奴隶制的演变
历史学家克林顿·费尔南德斯记录了在19世纪中期的澳大利亚，新兴的美利奴羊棚户区成员如何从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奴隶制收益中获得大片土地和牲畜。当英国政府最终在1833年宣布其大部分殖民地的奴隶制为非法时，他们同意向前奴隶主支付2000万英镑作为对他们经济损失的补偿。这笔资本(约3000亿美元当代货币)'为在澳大利亚的几项投资提供了起点……奴隶主和前主人利用奴隶所有权和赔偿的收益在澳大利亚定居'。
从西印度群岛来到西澳大利亚的前奴隶主之一是阿奇博尔德·保罗·伯特，他是一个甘蔗种植园主的儿子，也是圣克里斯多福众议院议长。随着美国内战的爆发，美国成为投资奴隶资本的无望之地，伯特于1861年移民到西澳大利亚，在那里他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和法律顾问。到1877年，在强大的珀斯田园精英的安全庇护下，伯特家族与约翰、亚历山大和大卫·福里斯特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占据了阿什伯顿河畔的240000公顷土地，成为福里斯特家族的乡村所在地明德路站。
当西澳大利亚殖民地于1901年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一部分时，它非常反对执政的牧师卡特尔的游说，这些游说受到了工会和一些教会下属的反奴隶制组织的公开审查。这一审查揭露了由福里斯特-伊曼纽尔-康纳-杜拉克家族利益集团拥有和经营的腐败“肉类集团”的细节。与此同时，牧业和采珠业催生了不断扩大的性服务贸易，尤其是迎合了成千上万被签入采珠业的劳动者。到1901年，数十名土著妇女因性病“痛苦而缓慢地死亡”。
到1939年，在边境暴力和严重流行病(包括19西班牙流感、麻疹、性病和麻风病)造成数十年严重损失后，大约有150名土著人在伊斯德尔警察局地区的牛站生活和工作。另有300人居住在定居点和长老会教堂之间，总人口约为450-500人。
1950年，西澳大利亚土著事务部提议，牧民每月向土著工人支付1英镑的最低工资，而当时澳大利亚的基本工资是每周8210英镑。牧民强烈反对向土著工人支付当时最低工资3%的提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高峰期，金伯利畜牧产业的净利润约等于这些畜牧产业的无报酬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按当时非土著劳动力的报酬率计算)。执政的牧民意见一致认为，现有的制度为他们的劳动力提供了口粮和基本的住所。
简而言之，从土著土地和劳动力中获取资本是通过国家和私人资本合作相结合实现的，这种合作来自:最初用牧民在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前奴隶企业的收益购买土地和股票；对澳大利亚土著地产的暴力剥夺和私有化；随后将这些牧场出租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定居者和/或前警察，反过来；向畜牧业提供被俘虏的土著劳动力；和警察挪用公款为土著囚犯提供口粮。
1972年，经济学家HC 'Nugget' Coombs受命制定一个经济政策框架，以解决土著人民严重的社会经济劣势，这种劣势在澳大利亚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一直存在。库姆斯是澳大利亚二战后经济重建的关键政策设计师，他采用凯恩斯主义框架将大量政府投资引入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一政策与福利国家的平行创建相结合，以满足那些被排除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快速增长之外的人的需求。库姆斯以充分就业为核心目标的重建政策非常成功，在战后时期，非土著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经济不平等率在经合组织中是最低的。从1947年开始，这种向上流动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盈利危机导致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实施。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些福利权利逐渐扩展到土著人，但许多人仍然无法获得这些福利——失业福利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提供。此外，各州政府公然将土著人民的任何工资和/或联邦收入补贴纳入自己的一般收入来源。
Coombs的"土著自决"政策建议实施一项国家土著土地权利政策，同时为外围站运动提供经济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向所有土著人民提供卫生、教育、福利和法律服务。现在有权享受这些福利的程度(如果远非平等享受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好战的土著政治运动的一系列罢工、街头抗议和政治游说的遗产，有时得到工会运动同情部门的支持，如澳大利亚海事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