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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刚刚挣扎着用完胡山飞龙肉加高丽参煮烹的滋补汤，万般无奈而又颇为焦虑的唐高祖，终于心力衰竭，精憔神悴，感情复杂地永远离开人世，乘鹤西去。
举京陷入悲痛之中。
一时间，围绕着为这位太上皇建造陵墓，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
君臣、臣臣之间，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四卷载，初遇长辈的丧葬之事，恸哭不已、乱了方寸的唐太宗李世民目光瞢然，随口向位列两边、素服白衣的文武群臣下诏：“太上皇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
群臣们都知道，汉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手持三尺剑斩白蛇起事，号令天下夺取江山，当上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初，就颁布了墓葬制规。
从他即帝位的第二年，便每年抽国税的三分之一，来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寿陵。对寿陵的建制过程，设专人监督，而且，皇帝自己也时不时亲自去察巡。
物换星移，朝代更迭，李世民为什么偏偏要以汉的墓葬制规，作为自己父皇陵墓建造的参照呢？
这主要是因为，汉陵居于五陵原，规模、形制太招人眼，五陵原位在咸阳，距长安举步之遥，抬眼便可见其貌；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五陵之首，且刘邦与太上皇李渊有相同之处，即都为开国之君。
李世民下诏，要父亲的陵墓规模依“长陵故事”，还要“务存隆厚”，显然是要尽父子之情，好好厚葬父皇。
寂静、沉默，两班文武都低头不作声。
李世民正待进一步诏令修造陵墓事宜，这时，秘书监虞世南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上疏直陈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太宗准备厚葬太上皇的主张，他认为：
“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所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伏惟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银耶！……状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毕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虞世南以充分的理由陈述了“圣人”对自己的尊亲薄葬，并不是对尊亲的不孝的道理，他说厚葬恰恰成了“亲之累”，所以不可采用。秦汉的厚葬之法更不能效仿，如大封土陵，即便里面没有随葬金银宝玉，但后世的人们见到陵墓堆土如此之大，难免会产生内有金银的议论，更别说专以盗墓为生的贼了。
虞世南在这一通连珠炮似的上疏中，还侃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可以肯定，虞世南的“主张”于浅显中，藏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道理，有醒世作用。
其实，无论是唐以前或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君臣王侯的陵墓，凡是大肆铺张，举国财以随葬入土的，有哪个逃脱了王侯、军阀、地方官，乃至民间盗墓者的手掌！
对于虞世南的反对厚葬，李世民自己也不知不觉陷入沉思之中。因为虞世南说得在理，且头头是道。
李世民茫然了，登时犹豫起来，难以做出决断。允认薄葬吧，又担心落个对太上皇“不孝”的罪名，李唐后辈儿孙怎么议论？所以，平素里领兵打仗果敢非常的他，着实不好解决这一难题。
虞世南见此，跪地不起，再次上疏：“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变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
“……”
虞世南的再次陈述，极力进谏，使得李世民有些心动，遂下令大家专题集中讨论虞世南的“意见”。
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璃等纷纷出班，陈述主张，他们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以原陵之制。”
房玄龄等人的这个主张，无疑是个好办法。虞世南引经据典，以《白虎通》“三仞为坟”力陈薄葬的理由，这在李世民看来，实在也太俭朴了，他让大家讨论虞世南的“意见”，言下之意，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下可好，房玄龄为首的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三仞太卑，九丈太崇，那么折中一下，干脆六丈，况六丈者，原陵也。
原陵，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完全可以仿之，可谓名正言顺。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好台阶顺顺利利而下，维护了做皇帝者的尊严。
李世民点头赞同。
尽管因李世民的“点头”而使关于建高祖陵的规模之争烟消云散，但是，毕竟李世民一度为此辗转反侧，伤透了脑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