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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网友说,不要道德绑架北京上海天津公交车也没免费啊。我想说的是,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能惠民助民免费最好。不能免费老百姓也能掏得起那几块钱,不存在什么道德绑架。譬如农民交了几十年的公粮皇粮国税,政府不是前几年也给百姓免了吗?难道你还非缠着国家交公粮吗?斗转星移我们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给人民的惠民政策福利也在不断调整,一个目的共同大步奔小康,人人都能享受社会主义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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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刚刚挣扎着用完胡山飞龙肉加高丽参煮烹的滋补汤,万般无奈而又颇为焦虑的唐高祖,终于心力衰竭,精憔神悴,感情复杂地永远离开人世,乘鹤西去。
举京陷入悲痛之中。
一时间,围绕着为这位太上皇建造陵墓,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
君臣、臣臣之间,各执一词。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四卷载,初遇长辈的丧葬之事,恸哭不已、乱了方寸的唐太宗李世民目光瞢然,随口向位列两边、素服白衣的文武群臣下诏:“太上皇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
群臣们都知道,汉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手持三尺剑斩白蛇起事,号令天下夺取江山,当上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初,就颁布了墓葬制规。
从他即帝位的第二年,便每年抽国税的三分之一,来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寿陵。对寿陵的建制过程,设专人监督,而且,皇帝自己也时不时亲自去察巡。
物换星移,朝代更迭,李世民为什么偏偏要以汉的墓葬制规,作为自己父皇陵墓建造的参照呢?
这主要是因为,汉陵居于五陵原,规模、形制太招人眼,五陵原位在咸阳,距长安举步之遥,抬眼便可见其貌;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五陵之首,且刘邦与太上皇李渊有相同之处,即都为开国之君。
李世民下诏,要父亲的陵墓规模依“长陵故事”,还要“务存隆厚”,显然是要尽父子之情,好好厚葬父皇。
寂静、沉默,两班文武都低头不作声。
李世民正待进一步诏令修造陵墓事宜,这时,秘书监虞世南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上疏直陈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太宗准备厚葬太上皇的主张,他认为:
“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所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伏惟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银耶!……状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毕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虞世南以充分的理由陈述了“圣人”对自己的尊亲薄葬,并不是对尊亲的不孝的道理,他说厚葬恰恰成了“亲之累”,所以不可采用。秦汉的厚葬之法更不能效仿,如大封土陵,即便里面没有随葬金银宝玉,但后世的人们见到陵墓堆土如此之大,难免会产生内有金银的议论,更别说专以盗墓为生的贼了。
虞世南在这一通连珠炮似的上疏中,还侃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可以肯定,虞世南的“主张”于浅显中,藏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道理,有醒世作用。
其实,无论是唐以前或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君臣王侯的陵墓,凡是大肆铺张,举国财以随葬入土的,有哪个逃脱了王侯、军阀、地方官,乃至民间盗墓者的手掌!
对于虞世南的反对厚葬,李世民自己也不知不觉陷入沉思之中。因为虞世南说得在理,且头头是道。
李世民茫然了,登时犹豫起来,难以做出决断。允认薄葬吧,又担心落个对太上皇“不孝”的罪名,李唐后辈儿孙怎么议论?所以,平素里领兵打仗果敢非常的他,着实不好解决这一难题。
虞世南见此,跪地不起,再次上疏:“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变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
“……”
虞世南的再次陈述,极力进谏,使得李世民有些心动,遂下令大家专题集中讨论虞世南的“意见”。
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璃等纷纷出班,陈述主张,他们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以原陵之制。”
房玄龄等人的这个主张,无疑是个好办法。虞世南引经据典,以《白虎通》“三仞为坟”力陈薄葬的理由,这在李世民看来,实在也太俭朴了,他让大家讨论虞世南的“意见”,言下之意,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下可好,房玄龄为首的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三仞太卑,九丈太崇,那么折中一下,干脆六丈,况六丈者,原陵也。
原陵,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完全可以仿之,可谓名正言顺。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好台阶顺顺利利而下,维护了做皇帝者的尊严。
李世民点头赞同。
尽管因李世民的“点头”而使关于建高祖陵的规模之争烟消云散,但是,毕竟李世民一度为此辗转反侧,伤透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