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地球的故事讲给宇宙#
生活在美丽的星球，每天被这方土地的人文故事感动着，把地球的故事讲给宇宙听。
闲暇之余，翻阅书籍，被书中一则故事感染着，不，是一则真实的事件。被主人公40余年的坚守，一种执着的精神感染着。
主人公是守护“敦煌”40余年之久的樊锦诗。她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敦煌的守护神”。
她毕业于北大，一次敦煌莫高窟实习，让她与莫高窟结缘，这一眼就是40余年的坚守。
樊锦诗40余年致力于莫高窟的守护和研究。40余年从未离开过这方热土。
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樊锦诗深知身上责任的重大，从不敢懈怠，她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梦想始终坚守莫高窟，保护着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腔热爱，给了莫高窟，给了祖国。
一种坚守给了这方热土。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扎根大漠40年，用生命让敦煌重生
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来了一位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她就是樊锦诗。
其实这已经不是樊锦诗第一次来敦煌了，她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就已经到过敦煌。因为体质不佳，加之严重的水土不服，樊锦诗实习期未满就草草离开了敦煌。
这次不成功的实习经历，让樊锦诗清楚的知道敦煌条件多么恶劣。可是樊锦诗并没有选择退缩，她选择服从分配，前往千里之外的敦煌工作。这一去就是41年，她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敦煌。
提起樊锦诗，也不得不提及她的丈夫彭金章。两人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恋爱了，毕业后樊锦诗来了敦煌，彭金章则是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任教。1967年两个人在武汉举办了婚礼，此后开始了长达的分居生活。
因为樊锦诗忙于工作，两个儿子也是由丈夫一手带大。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年近50的时候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取得了一切成就，来到敦煌选择全家团圆。
得益于丈夫老彭的全力支持，樊锦诗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之上。莫高窟现存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樊锦诗能清楚准确地说出每一尊佛像的来历、每一幅壁画的年代、每一个石窟需要修复的问题。
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在樊锦诗的主持之下，莫高窟也开始了数字化重现的工作。“数字敦煌”正式上线，现在只要动动鼠标就可以在网上免费观览莫高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全景。这如同置身石窟中游览一样，甚至比石窟中看到的更清晰更细腻。
樊锦诗扎根大漠用生命守护莫高窟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樊锦诗也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对自己的总结则是两句诗：衣带渐宽终不悔，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的贡献也得到了认可和肯定，她以“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位列42位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中。樊锦诗用自己的的一生谱写了，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
北大才女为何抛夫弃子，宁愿身居大漠不肯回家?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因为她的出现，定格成了永远。
她叫樊锦诗，被众人亲切地唤为“敦煌的女儿”，扎根大漠，守护敦煌五十六年。
曾经住的是不通水电的土房子,喝的是盐碱水,睡的是土炕,甚至还常有老鼠“咚”的一声从天花板掉下来。
樊锦诗有过犹豫，却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她说过：“此生命定，我就是莫高窟的守望人”。
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京。由于早产的缘故，她从小就多病多灾，常因低血糖而晕倒。
在中学时，她读到一篇课文，得知了在祖国的西北部，有一颗美仑美奂的明珠——莫高窟。
高中毕业，樊锦诗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1962年，樊锦诗被选去敦煌做毕业实习，这份幸运让她激动不已。
到了鸣沙山下，她震惊了：这满目荒凉、寸草不生的沙漠之中竟藏着如此的美丽。
由于樊锦诗体质不佳，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她没有完成实习，就不得不回到了上海休养。
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当时敦煌急需考古人才，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她再次被分配到了敦煌。
此时的樊锦诗，已有爱人彭金章。他们是北大的同班同学，若前往敦煌，则意味着两人将分别数年。
后来樊锦诗决定服从分配，前往敦煌，二人从此开始了两地分居的日子。谁也没想到，两人这一分开，就整整异地了。
从此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在黄沙漫天、渺无人烟的敦煌一待就是五十余载。
为了保护好文物,樊锦诗走遍了莫高窟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座洞窟,随便给她看一幅壁画的图片,都能准确地说出所属洞窟的朝代和风格。
一日日，一年年，凭借着一股信念，她殚精竭虑地去探索、钻研，撰写出了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考古报告。
1984年，《敦煌的女儿》一文，让樊锦诗出现在了大众视野。如此美名，让樊锦诗倍感不安，她唯有倾注更多的精力在莫高窟上。
1998年，届时已六十岁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花甲之年，对他人而言，是退休享福的年纪，但对樊锦诗来说，却要继续身肩重担。
这个担子，一接就是半个世纪，从青春年少，到垂暮之年，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了这片大漠戈壁，与莫高窟一同抵挡岁月的侵蚀。
莫高窟内的彩塑和壁画都是使用泥土、木材、麦草等脆弱的材料制成。由于自然因素作用，一直在缓慢地退化中。,她提出数字敦煌,运用数字技术,为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都建立数字档案，为了让绝美壁画得以幸存。
,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全世界都可以通过网络全景漫游敦煌莫高窟,这座在风沙中沉默了千年的文化瑰宝终于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无边无涯的岁月里，她忍受了风沙肆虐之苦，也忍受了亲人相离之痛。夫妻不能团聚，亲人不能相见，因分别太久，她曾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
有人曾问樊锦诗，人生的幸福在哪里。
她答道：“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她面对所有困难，让她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
既便是如今，在昼夜温差大，气候又十分干燥的敦煌，一般人待几天都想回家了，难以置信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樊锦诗是如何坚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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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0岁的樊锦诗在分娩前一个月，向主任请假去武汉待产。没想到，主任非但不批假，还说：“哪里不能生孩子？”不仅如此，她还被安排去农村摘棉花。不久，她见红了。孩子出生时，连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和彭金章在北大相识。毕业后，樊锦诗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从此，两地分隔。
樊锦诗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或者你爱我，但他们却有一句最感人的话语，那就是老彭的那句：我等你。
北大毕业离别时，选择敦煌就业的樊锦诗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
参加工作后，彭金章主动去敦煌找樊锦诗，当就要回武汉时，他拉起樊锦诗的手，轻轻地说：“我等着你…”。
1966年，两人正式结婚。婚后由于工作原因，仍然分居两地。
两年后，独居在敦煌樊锦诗怀孕了。
由于她从小到大患有低血糖，会不知不觉晕倒。到了敦煌工作后，也常因低血糖而昏倒过。如今快要分娩了，只有她只身一人在敦煌，家里不放心，考虑武汉的条件要比敦煌好，所以都劝她回武汉生产。
然而，就在分娩前一个多月，她去和主任请假说要去武汉待产。结果主任非但不批假，还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
樊锦诗还没来得及委屈，紧接着就接到通知，要去农村采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樊锦诗挺着大肚子，艰难地劳作着。
她委屈，但她想表现好点，把棉花摘好了再去请假。
结果等回到单位后，她已经累得动不了。一上厕所，发现见红了。于是，她被送到了医院，慌乱中她只带了几块碎布当尿片。
孩子出生后，有人说：“你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
其实，哪里是没有准备，两个家都给孩子准备了衣服、奶粉、鸡蛋等各种各样东西。只是全部往武汉寄去了。她婆婆还特地从河北农村去到武汉，准备照顾她坐月子呢。想到这，樊锦诗更是委屈，眼泪不住地往外流。
医生接着问她：“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樊锦诗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后来，医院帮她发了电报告知老彭。
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找时，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见到老彭后，樊锦诗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
老彭接到电报后，马不停蹄赶紧收拾了一个担子，把所有鸡蛋，衣物和奶粉全部放进去。带着担子，坐上火车再转班车，跨越了几千公里路程，2天2夜，才找到了医院里。
后来，樊锦诗一直感恩说：老彭挑来了“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
小两口都是新手爸妈，老彭出于担心樊锦诗应付不来，所以在敦煌陪了她十几天。当武汉大学来电报催回去工作后，他虽不舍，可必需离开了。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产妇产假56天，丈夫陪产假仅有3天而已。
未满月的孩子，还有在月子期的自己。举目无亲，樊锦诗很难过。幸好给她带来了“妈妈手册”，教会了她如何应付孩子的各种需求，减少了她的忙乱无措。
樊锦诗出生在上海，读书在北大，工作在荒漠。她知道敦煌苦，可她没想过会这么苦。除了忍受温差大、气候干燥、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外，还得忍受这么痛苦的离别。
她也有过好几次想要离开，特别是二儿子出生后。她总觉得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亲，在一次少有的一家团聚后，她试过离职半年，想回归家庭。可是，她始终无法忘记敦煌石窟上的壁画，无法忘记母校和老师们的嘱托。
年少时她就对敦煌，充满了美丽幻想，祖国西北的这颗明珠，深深烙印在她心上。念了大学以后，她关注所有和敦煌有关的展览，画片和明信片。她崇拜常书鸿、段文杰等人。
后来她带着兴奋，第一次去敦煌实习。她见到了幻想中，风度翩翩的艺术家。可没曾想，他们却一个个面黄肌瘦，灰头土脸，跟当地的老乡似的。樊锦诗傻眼了。
更让她傻眼的是自己的这次实习，竟然因为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提前结束了。她从精神层面喜欢着敦煌，但是身体条件却不允许。
可是即便是这样，后来毕业分配到她去敦煌时，她还是毅然前往了。因为母校教育他们：要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她毕业离校前，苏秉琦先生郑重叮嘱说：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思来想去，待在家半年之后，樊锦诗还是选择了带上二儿子回到敦煌。
老彭懂她，也支持她。1986年，在老彭提出愿意调往敦煌研究院后，聚少离多的1家4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智者爱读书min
樊锦诗的一生是幸福的，艰苦的也是坚韧的。家人的无条件支持和理解，让她可以安心去从事富有价值的考古工作。
近几年，樊锦诗获得过无数崇高的荣誉与奖项，她把所有奖章、证书和奖金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她用一生的坚守，把自己奉献给了敦煌。
《我心归处是敦煌》告诉我们：有些爱，值得等待。有些向往，值得坚守。
1968年，樊锦诗分娩前1个月，向领导请假去武汉生孩子，没想到被拒绝：“哪里不能生？”樊锦诗又气又羞。领导不但不批假，还安排她去收棉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生了孩子，可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
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京，后来随着家人去了上海，在上海长大。
樊锦诗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名工程师，他的父亲博学多才，尤其热爱古典艺术和文化。父亲对樊锦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樊锦诗对历史文物就尤其偏爱。
初中时，樊锦诗从课本上看到了关于敦煌的描写，她心里便埋下了敦煌的种子。
1958年，樊锦诗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大学时，樊锦诗遇到了爱情，她和同学彭金章相爱了。
1962年，临近毕业的樊锦诗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要去敦煌实习。
她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敦煌的艺术魅力，她说：“初见敦煌，惊艳无比”。
然而敦煌恶劣的生活条件，让身体本就不好的樊锦诗吃不消，吃不好睡不好，结果实习期没满樊锦诗就病倒了，她不得不提前返校。
1963年，樊锦诗毕业，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点名要樊锦诗去敦煌工作。
既然国家需要，樊锦诗便心甘情愿服从分配，樊锦诗再去敦煌前，对恋人彭金章说：“很快，也就三四年我就回来了”
彭金章说：“我等你”，彭金章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工作。
两年后，彭金章来看恋人，看着樊锦诗工作的环境，他很心疼，临离开敦煌时，彭金章再次向樊锦诗深情承诺：“我会等你的”。
1967年，樊锦诗趁着假期来到武汉，她和彭金章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两人开始了婚后分居生活。
1968年，樊锦诗怀着孕在艰苦的环境里工作，就在她怀孕期间，她的父亲去世了，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她想有个人能够让她依靠，她有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可当时她的调度问题却迟迟没人给落实。
当时樊锦诗和丈夫已商量好，樊锦诗去武汉生孩子，毕竟武汉的条件要比敦煌好很多，彭金章也已经备下了妻子产后需要的东西，还有孩子的衣服和用品。
眼看着预产期还有一个月了，樊锦诗和领导请假去武汉待产，可当时正是收棉花的季节，领导不愿意放人，他对樊锦诗说：“哪里不能生啊？”
请不下假，樊锦诗被安排去摘棉花，一天工作下来，樊锦诗感到特别疲惫，让她措不及防的是，她见了红。
她被同事送到了医院，医院的护士帮忙给彭金章发了电报。
彭金章收到电报后，他恨不得能插上臂膀飞到敦煌，他把为妻子和孩子准备的东西放进了箩筐里，然后挑起扁担飞奔到了火车站，当时从武汉到敦煌需要先到郑州转车，然后再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到敦煌，然后再转汽车。
当彭金章历经颠簸赶到妻子身边时，他的儿子已经出生了一周，他看到儿子没有穿衣服，被裹在妻子的旧棉衣里。
虚弱的樊锦诗看到丈夫后，她放声大哭，彭金章心酸不已。
然而没能等孩子满月，彭金章就不得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丈夫离开后，樊锦诗独自照顾孩子，没出月子，她独自到冰冷的河里提水。产假结束后，樊锦诗开始工作，她只能把孩子一人留在家里，孩子稍大些，樊锦诗开始担忧孩子的安全，她用被子围住床，防止孩子跌落。
每次出去工作樊锦诗都提心吊胆，下班后她恨不得飞回家，到了家门口，如果能听到孩子哭，她反而安心了，如果屋里静悄悄的，她就会很害怕。
意外还是来了，一次她下班回家，看到孩子跌落在离火炉不远的地方，这把樊锦诗吓坏了。
一番思想挣扎后，她把孩子送回了丈夫的老家，让丈夫的姐姐帮忙照看。
1972年他们的二儿子在武汉出生，出了月子后，樊锦诗又回到了敦煌工作。
后来两个儿子都由彭金章照看，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但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把樊锦诗调到武汉工作，然而樊锦诗却犹豫了，她说：“这个石窟，好像我还应该给它做点什么”。
她对丈夫说：“我走不了了”
彭金章没有生气，反而对妻子说：“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一切，来到了妻子身边，两人结束了的分居生活。
此后两人携手一起工作，两人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樊锦诗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们亲切称她为“敦煌的女儿”。
，80岁的彭金章因病去世。他曾和妻子约定，等工作任务完成后，两人就一起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他的一生等待了太多。
丈夫走后，樊锦诗说：“他还在我身边，没走，还在支持着我，看着我”
@玫瑰与暖风 ：在每个荆棘地的路口，樊锦诗都选择了坚守，丈夫是她能够义无反顾坚守的后盾。
她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庭可能就散了……”
他宠了她一辈子，爱了她一辈子，支持了她一辈子，他说：“我乐意跟着她”。
在他“乐意”的支撑下，她怀着一腔爱，进行着她的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但她无怨无悔，即便白发已苍苍，但她心归处仍是敦煌。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评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当地一些人趁机想将莫高窟跟旅游捆绑，打包上市，他们期待着莫高窟能像摇钱树一样摇来大量金钱。可这个计划却被一个女人用一句话终结了。
这个女人就是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
她说：“莫高窟可以搞旅游，但窟内文物很脆弱，需要保护，绝对不能当作摇钱树过度开发！”
莫高窟开凿和绘制历经南北朝到元代，延续约1000年。735个洞窟里拥有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400余尊彩塑和5座唐宋木构窟檐，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璀璨艺术宝库。
但从宋代停建至今的一千多年里，莫高窟不时遭战乱、偷窃等毁坏，还饱受当地千年不断风沙的侵蚀，窟内满目疮痍，墙壁起酥。人进入窟内呼吸声大一点，都会震得壁画纷纷掉落。
樊锦诗是世界上最了解莫高窟的人之一，毕竟她精心呵护这儿几十年。
1962年，上海姑娘樊锦诗在北大历史系读大三，偶然看到一篇常书鸿先生守护敦煌的文章，她被深深打动，心中不禁对敦煌非常向往。
恰好不久，敦煌文物研究所到系里招实习生，樊锦诗立即报名。
尽管樊锦诗早就知道敦煌莫高窟很美，但到了敦煌，走进莫高窟，她还是被窟内大气磅礴的美给震撼到了。
石窟内，一尊尊眉目如画的菩萨对着她浅笑，绚丽恢弘的壁画让她如痴如醉。这里让樊锦诗领略到千年历史的鲜活，也感受到艺术冲击带来的愉悦。
可是，石窟外的敦煌却没有一丝绚烂，河西走廊漫天的风沙吹得周围一片灰暗破败。
在那，樊锦诗只能住在破庙土炕上，门窗里每天都会吹进一层沙土。
那里没有通电，半夜上个厕所都要点着蜡烛去外面远处的土厕；没有通自来水，只能从井里打来盐碱水烧开喝，一嘴的苦味；吃得更差，每天只有土豆、萝卜和白菜这三样儿，而且一天只有两顿。
莫高窟是在崖壁上开凿出来的，那个年代没有现代外部建筑，敦煌研究院的人因地制宜用杨木搭建了一个蜈蚣梯。樊锦诗很害怕爬这个梯子，为了少爬，她只能每天揣上几个馒头，尽量少喝水，爬上洞窟内一工作就是一天。
樊锦诗在那身体很差，营养不良和劳累让她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返校。
1963年，樊锦诗大四毕业面临分配工作，敦煌研究院向北大点名要她去。
这可把樊锦诗的父亲急坏了，他不想女儿再去受苦，于是写了一封厚厚的请求信希望学校照顾一下。可樊锦诗却拒绝将这封信交给老师，她选择了服从分配。
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离开。
在敦煌，樊锦诗走遍了所有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和塑像。
她和同事们在西北恶劣的气候环境下，抢救性保护着莫高窟里面的每一件文物，耗尽了全部。
1968年，樊锦诗在分娩前1个月，向革委会领导请假去丈夫工作所在地武汉生产。没想到却被呵斥：“哪里不能生？”。
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是她北大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大。他俩计划婚后申请将樊锦诗调到武汉工作，可一直没有如愿。
樊锦诗怀孕后，丈夫不放心她在敦煌那么差的条件下生产，坚决让她回武汉待产。可她假不仅没批，还被安排下地摘棉花。
大着肚子的樊锦诗弯腰摘了一天棉花，当晚就见红，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第二天就分娩了。可她给孩子一件衣服也没准备，只能拆下自己穿的棉衣裹娃。
等丈夫挑着两筐给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等从武汉赶了两天两夜火车、汽车，才来到她身边。可丈夫假期有限，没等樊锦诗坐完月子就走了。
56天后，樊锦诗产假用完继续上班，没有人带孩子，她只能将孩子的襁褓放在床上，两边摞上被子防止他翻身摔下来了。四个月后，樊锦诗不得已才把孩子送到婆家。
这种家人分离的生活持续了，但樊锦诗没有怨言，因为她内心总觉得对莫高窟的文物研究保护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她的牵头带领下，先后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这一批学术成果至今影响着该领域的考古研究。
1986年，樊锦诗一手推动敦煌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她更是为了保护敦煌不被过度开发伤害，到省里和中央各部门不停奔走劝告，并拿出一套科学的开发和保护敦煌的方案才叫停上市。
为了平衡好莫高窟的保护与敦煌的旅游开发，樊锦诗积极谋求国际合作，更是率先对莫高窟旅游进行限流。
在她的带领下，研究院与国内外机构合作，利用数字影像技术，花了为窟内所有文物建档，并创建了“数字敦煌”，让文物容颜永驻。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旅游中心创新了旅游开发模式，计算出游客承载量，并建立旅游集散中心，解决了壁画被游客看坏的问题。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直到77岁的樊锦诗才退休，但她却退而不休，担任起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继续着自己的使命。
樊锦诗为守护敦煌文化奔走大半生，用数字敦煌延续了中华文化的瑰宝，她将人生书写在戈壁大漠深处却无怨无悔，当得起季羡林先生对她的评价：功德无量！您觉得呢？
作者：Rachel
20岁时，樊锦诗考上了北大。
她生活上时常晒的被子、晾的衣服忘了收，结果被子也会不翼而飞。
她最喜欢泡图书馆，在图书馆认识了彭金章。
彭金章每次早到，在他旁边给樊锦诗留给位置。
他看到樊锦诗总在手腕上系个手绢，他就送给他更好看的。
彭金章经常给樊锦诗带河北家乡的特产。
樊锦诗24岁，和同学到敦煌实习。
第二年毕业分配她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
27时，樊锦诗和彭金章在武大宿舍办了简单的婚礼，便开始的两地分居生活。
敦煌没水没电，卫生条件差，吃白面条加上盐和醋，这样的环境，没有阻挡樊锦诗对敦煌的热爱，她一辈子都守在了莫高窟。
两个儿子都出生在敦煌，樊锦诗一个人照顾孩子实在难，一个孩子被送到河北老家，一个孩子在武汉由彭金章照顾。
大儿子读初中时在信里说：“妈妈没调来，爸爸又经常出差......”
樊锦诗为敦煌文物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73岁还坚守在岗位上。
1996年，彭金章来到敦煌，此后，一直留在了敦煌做研究。
，彭金章在上海去世。
他生前说：“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
因为爱这里，爱敦煌，他们舍弃自己的家庭，坚守着那份热爱，把毕生献给敦煌。
因为爱，所以可以为她付出，可以放弃一座城。
#樊锦诗#
1968年，樊锦诗分娩前1个月，向主任请假去武汉生孩子，没想到被呵斥：“哪里不能生？”樊锦诗又气又羞。更没想到，领导不但不批假，还安排她去收棉花。她因劳动强度过大，一回单位就见了红。好在孩子安全出生，可是连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
1958年，樊锦诗自作主张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赴学校报到，然而由于北大延迟开学，她无处可去。
只好在地板上睡了一夜，幸好第二天遇见一位历史学系的学长，请她在历史学系办公室抄文稿，这期间，她第一次听说考古这个专业。
于是分专业时，樊锦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考古了。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了考古学专业。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学长学姐的描述里，考古很好玩，既能饱读诗书，又能游遍古迹。
之后樊锦诗在北大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彭金章，樊锦诗喜欢叫他老彭，因为当时彭金章白发很多，樊锦诗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呢？
但是看到她眼里的这位老彭，跟他们班的同学关系都很好，而且办事认真，热心诚恳，给樊锦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彭呢，对樊锦诗也格外的照顾，每次去图书馆去学习，老彭就给樊锦诗占座，每次还给樊锦诗带礼物，有年夏天，他买了块手绢送给樊锦诗，樊锦诗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
因为他见过自己用过白色蓝色的手绢，老彭就送来一条不一样的黄色手绢。手绢上面还有红点点，不过她觉得老彭对她关心是关心，但是送的手绢实在是太俗气了。
同时老彭老家爱吃腌臭鸡蛋，于是老朋友给樊先生送了臭鸡蛋，樊锦诗一方面觉得这玩意能好吃吗？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人朴实的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提出带樊锦诗去见他大哥，这个事情意义非凡，60年代女孩是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的，所以当老彭提出来带樊锦诗回家，她就知道了老彭的心意了。
后来樊锦诗家里说给她找对象，她也推辞说，我已经有意中人了，那个时代的恋爱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俩人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散步，去爬香山。
1962年学校带领北大学子辗转3000里奔赴莫高窟，樊锦诗就在其中，敦煌研究院技术人员在莫高窟98窟内对病害壁画进行修复，洞窟中斑斓瑰丽。
早期壁画，热烈的土红色调与唐代的金碧辉煌，这些极富表现张力和奇幻色彩的壁画与雕塑史，让这群学生惊喜，同时，现实条件的艰苦程度，也打破了他们此前对敦煌的浪漫幻想。
飞沙走石，缺电缺粮，水都带着苦味，国宝的守护者们身穿洗旧的干部服。各个面黄肌瘦，在这里樊锦诗和同学选择典型洞窟，做全面的实测和文字记录。并将考古类型学创造性地用于石窟调查。
不过因为体质弱，适应不了当地的恶劣环境，实习期还没有结束，樊锦诗就离开了敦煌，坐在去往火车站的汽车上，她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而当时研究所，看中了这些来敦煌实习的北大学生，希望招揽这些专业人才，这届学生毕业时，北大决定派两名学生奔赴敦煌，樊锦诗名列其中。
父亲得知立即写了一沓厚厚的信，陈述了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许多困难，希望学校可以改派身体素质好的学生去敦煌，信被樊锦诗扣下了。
学校承诺她，只要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后，便可以调到武汉，和男朋友彭金章在一处工作，他想，这不是很好吗？
在未名湖边上一起合影留念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去了敦煌，那时候，他们比较乐观，在北大分别时，樊锦诗对老彭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
到了敦煌后，她住在马房改造的宿舍里，宿舍用废报纸糊住了天花板，四面土墙，刷刷落灰，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点亮油灯，伏案夜战，整理白天记录的资料。
冬天晚上，冷炉子的火又容易灭，樊锦诗就穿上所有的衣服御寒，半夜有老鼠掉在枕头上，她只是起个身掸，掸灰接着睡。
这里的水碱性大，洗不干净头发，她便剪了个短发，从此再未留过长发，西北大漠的生活使樊锦诗逐渐忘记了繁华。她决定留在敦煌。
老彭为此常常往返于武汉和敦煌，来看樊锦诗，樊锦诗和老彭1966年结婚。
1968年，樊锦诗分娩前1个月，向主任请假去武汉生孩子，没想到被呵斥：“哪里不能生？”樊锦诗又气又羞。更没想到，领导不但不批假，还安排她去收棉花。
她因劳动强度过大，一回单位就见了红。好在孩子安全出生，可是连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樊锦诗生下了老大的时候，放声痛哭。
而丈夫彭金章在得知后，经过车马劳顿才匆匆挑着两个担子，来到相隔2000多公里樊锦诗和孩子身边。这才让她得到一丝安慰。
之后，樊锦诗继续投入到壁画研究中。这一转身就是57年。
她捐出了所有个人所得奖金，用于对敦煌的保护，没有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什么物质财富。穿衣服只求舒适便可一键，结婚时置办的外套穿了40多年。
勤俭朴实的樊锦诗，用与家人20多年的分居生活，用自己的寂寞与坚守，换来了繁花似锦的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它得以在世界领域继续熠熠生辉。
#情感#
【高原帐篷城老茫崖】1956 年 7 月，我们西安石油学校的 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青海石油勘探局。我们坐着大依发卡车，用行李当坐椅，途经玉门、安西、敦煌 3座县城及索尔库里、金鸿山、拉配泉到老茫崖。一路的颠簸， 加上高原反应，我们一个个腰酸背疼、头晕恶心，沿途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认真看一眼。
到茫崖的第二天，局里来人向我们介绍了勘探形势和发展远景，说这里有希望成为“中国的巴库”， 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振奋，小声地议论着：“聚宝盆，我们来对了。”
为了更好地在聚宝盆生活、工作，必须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我们约定每天早晨跑步，进行适应性锻炼。在每天早晨的锻炼中，我们跑遍了茫崖的各个角落，感觉最深的是随处可见的帐篷。
我们住的招待所，是几座帐篷围成的一座小院；局本部除食堂和餐厅是木板房外，宿舍、办公室、仓库等都是整齐划一的帐篷；其他单位，除发电房、汽修总装车间、钻修、内燃机修理车间等是木结构和包铁皮外，均是清一色的帐篷。为了增加室内的面积，有的用几顶帐篷对起来，有的用几顶帐篷接起来。一次，我们相约去距本局西北约3公里的山沟，山梁的北侧有一座医院，除了山脚的几眼窑洞，也全都是帐篷，就连手术室也是用帐篷搭起来的。现在我们路过这里，还能看到窑洞的残迹。
我被分到总工程师下属的机动室工作。所谓机动室，实际上就是一顶帐篷。后面三分之一是董家宝工程师夫妻的卧室，前面三分之二摆着董工和另外一个同志的 2 张办公桌，我们刚来，就在床板上办公。其他同志的帐篷，也都是中间用报纸或布帘子隔起来，后面当宿舍，前面办公。第一任局长张俊，曾任师参谋长的党委书记陈寿华，曾获战斗英雄称号的副局长杨文彬等领导同志也不例外。
国庆节到了，大家正为如何度过到盆地后的第一个节日犯愁，不知道谁提出到清明山去玩。这个似乎山清水秀的地名，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们从清明山的西北坡爬上去，到山顶一看，来时的兴致顿时一扫而光。地质家也真会取地名，到处是同茫崖一样的风蚀残丘，也取这么个清秀的名字。突然有人叫了起来：“帐篷城——茫崖”。我们回头望去，啊！茫崖尽收眼底。它的南面远处，是白雪皑皑的莽昆仑，雪水顺北坡湍流而下，到茫崖南边不远处形成一汪小湖，湖水滋润着一片草地，也养育着茫崖城。帐篷城南北约2公里，东西约1公里。在地表蒸气的映衬下，一座座帐篷，就像遍地雪白的羊群，朝着那片肥沃的草原奔去。
正是在这座帐篷城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各级领导身上得到了终生难忘的教益。张俊局长专门给我们写信，嘱咐我们这些学生们要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人生，走好自己的道路；总工程师刘树人经常用自己的实践经验教育我们，要把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柴达木的工作实践相结合，为祖国的石油勘探开发事业服务；我的直接领导董家宝工程师，对我们分到机动室的几位学生倾注了又严又慈的关怀，亲自为我们拟实习大纲，为我们出到探区的调查题目，要求我们每月交一份实习总结，帮助我们修改调查报告和设计。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先后做出了一些成绩。由我设计的B2—300型柴油机防腐器现场效果较好而被推广；曾风礼完成了机电设备防风沙静电装置设施；陶祖宁完成了钻井泥浆泵电压稳定装置设计被推广使用……
正是在这座帐篷城里，青海油田的先期指挥员们指挥千军万马，在“八百里瀚海”南征北战，先后发现了冷湖油田、尕斯库勒油田，才有了今天的“三项工程”，三个基地……
帐篷城虽然早已在戈壁滩上消失，但它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税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