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幸福课 第一讲：什么是积极心理学
各位，早上好，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我之所以教授这门课，是因为在我读本科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学习这样一门课程。可能这门课并不是你希望的那样，也可能并不适合你。但我希望在几堂课后，你能对这门课程有个大概的印象，从而判断这门课是否适合你。
我1992年来到哈佛求学。大二期间我突然意识到，我身处在一个让人神往的大学校园，周围都是出色的同学，优秀的导师。我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我不快乐，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也就是在那时，我决定要找出原因，变得更加快乐。于是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计算机科学转向了哲学及心理学，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从那以后，慢慢地，我的确变得更快乐了。主要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那时候这个领域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其本质上属于积极心理学范畴。研究积极心理学，把其理念应用到生活中，让我感到无比快乐，而且这种快乐一直在继续着。于是我决定将其与更多的人分享。也就是在那时我决定成为一名老师并教授这门学科。这就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一新兴，令人倾倒的领域——不仅探索这一领域，而且探索我们自己。
我第一次开设这门课程是在2002年。当时以讨论会的形式授课，一共只有8名学生，其中两名退出了，只剩我和其他六个人。一年后，学生稍微多了一点，有300多人参加。到了第三年，也就是上一次开课，有850人参加。这是当时哈佛人数最多的课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因为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对这一奇特的现象非常好奇，“竟然有比经济学导论更热门的课程，怎么可能呢？”于是我被请去参加各类媒体采访：报纸，广播，电视等等。
从这些采访中，我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模式：我前去参加采访，采访结束后，制片人或主持人会送我出来，说一些诸如“Tal，多谢你抽空参加采访，不过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样的话。我并不关心这些，但出于礼貌，我还是会漫不经心地问：有何不同？他们会说：这个嘛，我们以为你很外向。下一次采访，结束时仍是如此：多谢接受采访，不过Tal，你跟我想象得不太一样。又一次，我漫不经心地问：有何不同？“这个嘛，我们没想到你会这么内向。”下一次采访，仍是如此。“有何不同？”“这个嘛，我们以为你会更开朗，更外向”。下一次采访，“这个嘛，你太害羞了。”
因为采访中我容易紧张。
差不多有几十次采访，每次都是“好交际，更开朗”，“不含蓄，更外向”，诸如此类。最绝的一次，是波士顿一家地方台。我去参加采访，聊了很多，我觉得进行得不错。采访结束，主持人是个热情开朗的男生，他送我出门，拍着我的肩说，“多谢接受我们采访”。然后又是那句，“不过，Tal，你跟我想象得不太一样”——你要知道，那时候我已经完全被打击了——不过我还是漫不经心地问，“有何不同？”。他看着我说，“我也说不上，Tal，我以为你会更高些”。更高些？什么？难道那些只有1米70…1米69的人不够资格传授快乐吗？
我考虑了很久，从头到尾思考了整件事。我似乎明白为什么他们期望不同了，因为他们要说服自己，说服观众，“这门课怎么会比经济学导论跟热门？”。唯一的解释就是，导师非常外向，充满领袖气质，乐观开朗，当然了，还很高，可惜我的名字（Tal）少了一个L。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找答案找错了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不该关注讯息的传达者，而应该关注讯息本身。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参与过其他大学的积极心理学课程，全国范围的，乃至全球的。
美国有超过200所大学开设了本课程，而且几乎所有院校，这门课都是参与人数最多的或者最多的之一。这门课所传达的讯息本身才是关键。越来越多的机构、组织开设这门课——包括咨询公司，其中一些甚至是全球知名的咨询公司——越来越多的中学、小学开始引入积极心理学，各国政府都对这一新领域表现出了兴趣。为什么？因为它有效，它的的确确有效。
在此之前，对于殷盛人生、快乐、幸福感这一整个领域，一直被心理自助运动（self-health movement）所统治。心理自助运动都有些什么？有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书籍；有热情外向的宣讲者，颇具领袖气质，且身材高大，吸引大众参与他们的专题讨论讲座。但是！——其中许多书籍和讲座都缺少实质的内容，而且通常都言过其实，无法兑现！比如“快乐的五个关键”、“成功领袖的三个要素”、“成功，快乐，完美爱情的唯一秘诀”……这些书籍讲座的标题无不夸大其词，但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我们来说说学术界。这一领域的学术界都有些什么？有大量精确的实质内容，各种各样的数据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分析，很多是行之有效的好东西。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但是——很少有人会阅读专业学术期刊。想想看，这间教室之外会有多少人读过最近12期《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博士班的导师估算过，学术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平均只有7人阅读——这其中可能还包括了作者的母亲。这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其实很可悲。至少作为学者，我觉得很可悲。因为这些论文都非常精彩，非常重要，能大有作为，甚至不仅仅是作为，但是对大众来说晦涩难懂。
所以我们需要积极心理学这门课程。积极心理学及本课程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象牙塔及大众间构建桥梁。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学术界的严谨、实质、经验基础、科学等这些东西拿出来，用类似心理自助运动的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这样就充分发挥了两者所长。而这也解释了积极心理学大受欢迎的原因：有用的科学。
本课程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和其他心理学，或者其他任何课程一样，我将向你们介绍相关知识、调查研究、严谨的学术作品，需要你们像其他课程那样撰写报告，写学术论文，参加考试。而另一部分是，你们读每一篇论文，写每一篇论文时，都需要思考，如何把这些理念运用到生活中去，运用到恋爱中去，运用到社交圈里去。两个部分，学术与应用，无论是论文还是讲座。我不会因为某个理论有趣而去介绍它，我之所以介绍它总是因为这个理论严谨且能被应用。
这门课的所有相关PPT和材料都会放在网上。之所以提前提供PPT，是希望你们能充分理解材料，充分参与课堂讨论，而不是忙于记录我说的每一个字，记住每一个词，背诵每一句话。我不希望你们被动地记录幻灯片上的内容或者我说的话，而是要主动记录，也就是要充分理解材料。比如，如果你们听到某个理论，觉得，“挺有趣的”，标上星号，写下来。或者觉得“也许我可以应用这点”，那就写下来。或者“跟我妈讲讲”，或者“跟我室友队友讲讲”，那就写下来。
主动记笔记和被动记笔记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正如我刚才说的，这门课是关于如何改变生活的。我不会仅仅为了学术之美而教授此课，尽管这一领域的确有许多学术之美。所以，一旦发现可以实际运用的理论，就写下来。其次，通过主动参与，集中注意，更好地理解材料而不是被动做笔记，你会记住更多。在这整个课程中，我们将会用我所说的“练习时间”代替中间的“休息时间”。这段时间内会我们停止课程，进行内省，也就是课堂上的安静时刻。我会停一两分钟，你们可以盯着我或者周围人发呆，或者思考一下之前讨论的内容，或者解答我提出的提示问题。之所以进行“练习时间”——这是今年新提出的，上学期并没有——是因为上次课程结束后到现在的两年，我做了大量关于安静的研究。关于安静时刻的重要性，无论是课堂里，讲座里，还是家中，无论是对公司领导，爱情关系，甚至学龄前儿童，你们中很多人，在经历“练习时间”时可能会疑惑，“我一年付四万美金就是为了这个？”，“坐在教室里发呆？”。首先我想说的是，练习时间每次只有一两分钟，一堂课最多不超过两次；第二，这可能是你从本课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即享受安静（embracing stillness）这一理念。
我来读一段麻省理工两位教授的研究。我将提到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幻灯片上，你们也不必背诵或记录，只是为了启发你们：
David Foster和Matthew Wilson教授，都来自麻省理工大学，我认为他们的研究证实了“练习时间”的重要性，也就是内省时间（time to look inside）的重要性。他们在老鼠处在迷宫中及脱离迷宫后，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脑扫描，以下是他们的发现。“实验结果表明，当某种经历正在发生时（此处即老鼠进行迷宫），真正的学习——也就是尝试去分辨什么才是重要的，该舍弃哪些保留哪些——是在这些经历发生之后进行安静自省的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他们的实验显示了接连不断反复进入迷宫的老鼠，相比进一次迷宫后稍作放松、来点小酒的老鼠，学到的要少得多。这很能说明问题，对人类也一样。他们认为“重现（replay）可能会帮助形成一种学习记忆机制”，包括学习，理解，记忆，保留。当我们思考时，重放素材时，我们更容易保留，记住刚刚发生的经历。所以休息时间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Parker Palmer在他的教学著作《教学的勇气》（the Courage to Teach）一书中，提到了以下一段话：语言不是教学的唯一媒介，安静同样可以用来进行教育，安静让我们有机会反省我们所说所闻，在真正的教育中，安静为学生进行内省提供了可靠环境，是一种最深层次的学习媒介，而安静恰恰是我们文化所缺失的。很多人可能读过《万里任禅游》（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作者Robert M Pirsig. 他还写过另一本书，没那么知名，叫《寻找莱拉》（Lila:an Inquiry into Morals）。这本书是对当地印第安人的人类学研究，他将他们的文化同源自欧洲的美国文化进行对比，发现这两种文化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是：印第安人崇尚安静。他发现和印第安人坐在一起时，他们可以围坐在篝火边两三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坐在那儿看着对方，微笑，享受美好时光，内省。就这样几个小时。他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沉默让人不适，我们总是试图打破沉默。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差异，我们为缺乏安静付出了代价。我们会重点讨论这一代价，涉及到恋爱，美德与道德，以及快乐与幸福感等。
下面介绍一下积极心理学的背景：它是如何诞生的，这门课是如何诞生的。从很多方面来说，积极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产物和衍生品。人本主义心理学本质上是对当时各种心理学派系的不同意见的反应。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事实上称之为心理学上的“第三势力”。为什么是“第三势力”？因为第一势力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代表人物有斯金纳、华生、桑代克，这是第一势力；第二势力是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代表人物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荣格(Carl Jung)以及阿德勒(Alfred Adler)，这是第二势力；第三势力，也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对其的异议出现。
首先是对行为主义的异议。行为主义关注人的主体性，认为人是一个行为的集合，就像一只被外力击打而四处滚动的台球，被增强，被奖励和惩罚所驱动。而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我们不只是被击打的台球，我们有精神，有灵魂，我们有重要的认知（cognition）与思想。对于理解和改善人生来说，不仅仅只有行为重要，还有别的重要的东西。
然后是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主要通过潜意识（subconscious）分析：它决定你的理解，决定你如何去改善生活的品质。此外还有防卫机制，生理本能论，神经症等内容。它认为，如果你理解了这些通常较为黑暗的势力，就能更好地处理生活，了解并改善生活质量。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类不止如此。人类不仅仅是生理本能，不仅仅是神经症，不仅仅是牛顿力学下的台球。我们要更多地重视人的本质，给予人更多的自尊和自由。
但有一个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缺少严谨的方法论。虽然它引入了许多精彩的理念，比如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乐观主义的研究，善良，道德，美德，爱，两性关系，巅峰体验，自我实现，移情——这些精彩的概念都会在本学期探讨——然而关于它的认识论并不严谨：如何形成理念，如何学习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很多时候，乃至大部分时候变成了所谓的心理自助运动。人本主义心理学拥有有趣，有益，重要的理念，有一个好的意图，但某种程度上，它缺乏学术严谨性，所以它在学术上影响很小，所以很少有大学开设人本主义心理学课程——几乎没有。所以它的很多内容本质上变成了新纪元运动。但是，我们很快会了解到，人本主义心理学孕育了积极心理学。让我们先来见见积极心理学的祖父祖母。
我们有Rollo May，Carl Rogers，以及最著名的Abraham Maslow——其曾是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布兰迪斯大学教授，他于1954年提出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写了一章《为了积极心理学》（Toward the Positive Psychology）。他在其中写到，我们同样需要研究善良，美德，快乐与乐观，可以说这是超前于他的时代的。如果说Maslow是祖父，那Karen Horney就是祖母了。她最初是精神分析学者，学习弗洛伊德的理论，但意识到其过于注重消极面，神经症，精神病。她认为，还必须关注人类生命体中好的一面。我们需要研究和培养那些好的品质，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反而向人本主义心理学靠近了，并由此产生了积极心理学。还有Aaron Antonovsky，第三位祖父级人物，提出了关注健康的理念。他提出了或者说引进了一个新概念。他称之为健康本源学（salutogenesis）。这个概念由两部分组成，saluto健康，genesis起源，也就是健康的起源。这是病理学常规模型的替代模型，也就是说除了研究病理学，还需要研究健康的起源，无论是生理健康还是心理健康。这也是预防医学所关注的。这在1970年代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我们将会仔细讨论Aaron Antonovsky。现在转到积极心理学的父辈。
Martin Seligman被认为是积极心理学之父，与一群相关学者一起于1998年开创了这一领域。和马斯洛一样，他也是美国心理协会会长。他任职期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两个目标。第一，让学院式心理学变得通俗，也就是说，连接起象牙塔与普罗大众；第二，是引进一个积极的心理学，它同时着眼于有用的东西：不仅仅研究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神经症，而且还关注爱，两性关系，自尊，动机，恢复以及幸福感。他提出了这些理念，从那时起积极心理学便蓬勃发展起来。Martin Seligman所做的这些发生在1998年。而在更早的时候，Ellen Langer教授就已研究了这些领域，将人本主义精神与学术科学的严谨性结合起来。我们以后对她的讨论会比其他人多。还有一位哈佛的教授，积极心理学的另一位父辈，Philip Stone，两年前的昨天他去世了。这两位都是我的物理学导师，带我进入了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1998年我第一次参加积极心理学峰会，Stone教授带我同去，我那时还在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他首次在哈佛开设了本课程，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首批，我是他的教研员。两年后，他又重新开设了课程，我仍旧担任教研员。后来我毕业了，他提议我接手他的课程，直到今天。这就是1504号心理学课程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会向你们介绍下这门课的内容。首先，这门课不光是传授信息，而且关于如何转变（transformation）。这是什么意思呢？如今大多数教育都只是传达信息。什么是信息？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容器，也就是我们的思想。信息就是接收数据，接收科学，接收信息，储存到容器里，这就是信息。等容器填满了，我们就毕业了，容器里的信息数据越多越好。但这还不够，因为信息无法决定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成功、自尊、动力、两性关系及其质量。光有信息还不够。转变则是把容器的形状改变，“trans”即改变，“form”即形状/形式，改变形式，或者说转变观念。
这是Robert Kegan教授教给我的第一个区别：仅仅接收信息，关注信息本身是不够的。
举个例子：你去参加运动会，目标是进入前三，获得奖牌，但是只获得第八名，你会如何分析、如何解读？“太糟糕了，我彻底失败了”，你灰心丧气，感到无力。但从另一角度看，同样的比赛，你期望获得前三，但只得到第八，你可以解读为“我学到了什么？我还需要更努力地训练”。你会更有动力，从经验中学习。也就是说，同样的客观信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读：一个认为是灾难，另一个则当成机遇；一个让人失去动力，另一个增加动力。
还有一个很普遍的例子：世界各地很多人似乎拥有了一切，人生顺利，生活富庶，但仍旧不快乐。而另一些人拥有的不多，但从未停止过享受人生。还有相反的情况，拥有一切的人，充满感恩，享受生活。而生活窘迫的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获得了什么信息。同样重要的还有“形式”——解读的方式，理解的方式，把关注点放在哪里。而这是由“容器的形式”所决定的。这也是我在本科生阶段所认识到的：表面上，我拥有了一切，体育运动、学术、社交都很成功，但是我对生命的理解、关注点和解读的方式并不正面，我不快乐。而如何解读往往比信息本身更为重要。
有一句话我会在课程中经常引用：快乐由我们的精神状态而定，而不是社会地位或银行存款。所以我们需要转变观念，这对建立幸福感来说很重要。故我们在实际操作时，不会传达过多的信息方面的东西，而是要挖掘更深层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要挖掘自身潜能。这种潜能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或者被其他东西掩盖了。我们要发现利用它，关注它，理解它。
我讲个故事来说明吧。米开朗基罗，曾经有个记者问他，您是如何创造出《大卫》这件巨作的？米开朗基罗回答：很简单，我去了趟采石场，看见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我在它身上看到了大卫，我只要凿去多余的石头，只留下有用的，大卫就诞生了。
虽然说的比做的容易，但是这个故事抓住了这门课程的精髓：即凿除多余石块，摆脱限制和阻碍。比如摆脱对失败的恐惧——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如今却出现在了大多数人身上；比如摆脱会削弱甚至伤害我们的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比如摆脱胜利的能力——因为我们可能会害怕胜利，可能对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感到内疚。这些都会反过来限制我们。也许甚至还要摆脱两性关系中的限制，尤其是当它带来消极影响的时候。这些就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梭罗曾说，“做减法比做加法让灵魂成长得更快”。减法即除去那些阻碍我们发挥潜能的限制。我们的潜能，我们所关注的人类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上帝赐予的，还是进化产生的。但这些潜能渐渐地受到外部压力——其中部分压力源自我们的文化——这些压力就像多余的石料一样，把我们禁锢起来了。老子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即信息，“道”即转变的智慧。
我最近参加一次大型咨询业会议时，接受了一家相关期刊的采访，采访者问我，“能给读者传授些积极心理学建议吗”？于是我谈到了一些热门话题：感恩的重要性，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花时间经营爱情的重要性；谈到了休息，简化等等。我正滔滔不绝时，她打断了我，说：谢谢，Tal，这些都不错，那些事情的重要性我都明白，但这些我们的读者都已经知道了。我想要的是轰动的因素，能让我意外的东西。你能告诉我们的读者些什么吗？”。我想了一会这个问题，然后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惊奇可言，我就跟她这么说了，“所谓的轰动之处就是没有轰动之处”。就是这样。因为没有经过转变，快速见效的说法都是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是过高的承诺和过低的兑现。那些令人满意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包括了起起落落，包括了痛苦和再次振作，包括了失败和再次奋斗，也包括了成功和庆祝成功。而不是关乎一个秘密，一个能让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令人惊奇的诀窍。
你们将在本课程中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你们之前听说过的。也许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在你内心深处你会觉得“这是常识”。是的，很多都是常识。但是，正如伏尔泰曾经说过的，“常识并非那么平常”（common sense is not that common）。特别是在实践中更是如此。所以本课程的目标是让常识更平常，特别是应用于实践的时候。在本课程结束时，我不希望你跑来告诉我，“谢谢你教给了这么多新东西”，那不是我所期待的。我所希望的是你过来跟我说，“谢谢你提醒了我一些我熟知的事情”。这就是本课程要做的：经常性的提醒，一周两次，提醒你们记起你们已知的东西，你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你们心中的大卫。本课程希望做到的是帮助你们凿掉一些束缚——不管是阻碍你认识已熟知事物的认知束缚，还是阻碍你从已熟知事物中获取益处的情绪束缚，抑或是行为束缚。
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三个基本要素ABC：影响（affect），行为(behavior)和认知(cognition)。我要让常识变得更平常。信息本身还不够，我们除了信息高速公路外还需要转变高速公路，从而跟上这个社会不断加快的步伐。因为就像我们下次课会说到的那样：抑郁率呈上升趋势，焦虑率呈上升趋势，不只是在美国，这是全球化的现象，简直就是全球传染病。而为了应对它，哪怕再多的信息也无济于事。
下面是Archibald MacLeish的话，他生前是一位诗人，是哈佛的教授，“错的地方不在于科学的重大发现，有信息永远比无知强，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和什么样的无知。错的地方在于信息背后的信念，认为信息会改变世界的信念——而它不会”。设想一下，就算往我们的容器里装上再多的东西，再多的信息和数据，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些别的东西。
我来给你们读一小段Abraham Maslow的话，“如果有人上了一门关于心理学学习的课，或者看了一本这方面的书，那么在我看来他所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与重点无关的，或者说是与人性无关的。这些课程或者书籍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获得联想能力，获得技能和能力，而这些对于人的性格、人的个性、人本身来说是外在的而并非本质的”。（也就是说这些课程并没有让人们去探求人的内在本性）。
在这里，“外在”对应于信息，“内在”对应于转变，形态的改变。当我们谈到转变时，实际上是非常字面的说法：形态的改变，大脑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脑是可以被改变的——自1998年后，核磁共振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神经形成或者神经可塑性，是指我们的大脑实际上会改变和转变——在我们的一生中其形态都在改变。所以这里我不只是在打比方。
继续Abraham Maslow的话，“人性的哲学衍生出关于学习，教学和教育的新概念。这一概念认为教育的功能和目标，或者说人的目标、人性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人的自我实现——完全成为一个人，达到人类或者是特定的某个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通俗点讲，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他所能成为的最好的自己。这本是军队的广告：“做最好的自己”（be all you can be）。这就是本课程所要讲的，关于实现我们的潜能，凿掉那些束缚。现在对于你们许多人来说这种方式似乎很天真，很理想主义——而它并不天真，但确实理想主义。我们会谈到和讨论理想主义和保持理想主义的重要性——当我们介绍个人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改变，以及群体与社会的改变的时候，理想主义是不可或缺的。本课程不提供关于美好生活和幸福的答案，而是关于如何辨识出正确的问题。
“问过之后便会有收获”，圣经如是说。对信息和转变的探索也必须从问问题开始。在本课程中，你们会被问到许多问题，你们将会看到正是那些问题创造了现实。我们下次会讲到那些你首先向自己，然后向你的搭档、学生、未来的雇员和同事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Questions make a difference.
Peter Drucker，这位刚去世不久的20世纪最重要的管理学学者，曾说过：“在管理决策中最常见的错误来源是强调正确答案而非正确的问题。我们将会看到，“没有问正确的问题”也是在研究中、在实践中最大的错误。不论是在管理组织，还是在管理我们的生活。这里当我说问题重要而答案没那么重要时，我不是从相对论的观点来说的——对于某些问题，知道决定性的答案很重要。我所说的是当提到教育时，关注问题很重要，而不是比较不重要。
教育家Neil Postman曾经说过，”孩子进校时像问号而毕业时像句号”。我的希望是本课程培养的问号要比句号多。因为作为孩子，我们永远都在问问题，我们永远都很好奇。我来放一段我最喜爱的心理学家之一的录影——其实是喜剧演员宋飞（Seinfeld）。讲的是如果像孩子一样我们会是怎样：（注：以下是优酷找到的视频链接）
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脱口秀—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视频
所以孩子们的这种好奇，这种寻找，这种开放的心态是与封闭相反的，我希望在本课程中你们会产生这种观念。
“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一个人可以连续发问。”
所以下面讲讲John Carter所作的纵向研究。John Carter，河对面的商学院的领导管理学教授，1972年来到哈佛做老师并开始关注哈佛的课程。他从1973年起一直关注了的MBA课程，他想尽可能收集所有关于这门课的信息。后，90年代初当这个研究结束时，他发现这些学生包括之前的学生都极其成功，非常有钱，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这群极其成功的哈佛MBA里，他发现有一小部分人是格外成功的，比其它人要更成功。无论是在收入上，还是在影响力上，抑或是在总体生活质量上。他想弄明白其中的原因。这一小部分人和其他人有何区别？
他只找出了两件事。不是他们的智商，智商对导致他们长期成功的因素没有影响；也不是他们在念MBA之前的出身，他们做的事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两件事会决定谁会成为格外成功的人：第一是那部分人真的相信自己，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好，他们有目的，有动力——我们会在下一次课讲到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他们认为“我会做到，我会成功”。这是第一件事：自信。他发现的第二件事是，这部分人，一直在问问题，最初是问他们的老板，后来是问他们的雇员，他们的搭档、孩子、父母、朋友。他们一直在问问题，一直处于好奇的状态，一直在寻找，有开放的心态，想要更加了解世界。他们没有说“我现在有了MBA学位，就行了，我知道的够多了”。他们是终身学习者。
这两个区别性的特质，导致了格外成功和成功的人之间的差别。而那个指引了我的问题，不论是写书，还是开设这门课程，还是被我称之为“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帮助自己和他人——包括个人、群体和社会——变得更幸福？”注意这不是关于变得幸福，而是关于变得“更”幸福。为什么？很多人问我，“那么Tal，你幸福吗？”。我真的不能回答那个问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幸福？是和别人比较？是不是存在一个点，超过之后就变幸福了？幸福不是二进制的非此即彼，0或1，要么幸福要么不幸福，幸福存在于一个连续统一体。所以我对这个问题 “我幸福吗？”的回答是：我今天比我前刚开始关注追求幸福时更幸福。后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比今天幸福。幸福是终身的追求。本课程是这种追求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你们不会在课程结束时就幸福了，我只能希望你们到时能比现在幸福。
再举个例子，很多人坐在这听有关自尊的讲座时，或者当我们明确地讨论幸福时，他们说，“等等，我的自尊心强吗？”“我的自尊是较强的还是较弱的？”这样的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无法回答的问题。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我如何能提高我的自尊——健康的自尊而不是自恋？我怎样才能变得更幸福？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是问题的问题。
本课程不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概论。如果你想要关于积极心理学的概论，我可以推荐一些很不错的课本，Lopez或是Peterson的书都是很不错的课本。还有一本积极心理学手册，一本很厚的书，里面有这个领域里大多数你想知道的内容。它写得非常好，让人很容易理解积极心理学。你甚至可以用它来自卫（书很厚重）。但这里讲的不是积极心理学概论，而是对“问题中的问题”的选择性探索。从这个角度讲，它是折衷的：我的背景是心理学和哲学，我学了组织行为学，我做过几年商业顾问，仍然还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在教育领域工作过，做了很多工作；我从所有这些领域中吸取内容。我还不只是从积极心理学中吸取内容，我把临床心理学的内容也融入了这个课程，我融入了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等内容。这是一个折衷的课程，因为我的引导性问题是“什么会对幸福有贡献？”如果我认为精神病理学的内容能对我们的幸福有贡献，我会吸取并利用之；而如果一些有关组织行为学的咨询领域的东西有用，那也会成为本课程的一部分，只要能在一个学期内讲完。所以本课程是折衷的。本课程不是跨文化交流，虽然我会引进一些东方思想的观点。我在亚洲住过几年，在那工作，持续研究东方哲学和心理学，但我的专业主要是在西方心理学上，而课程的重点将会是西方心理学。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积极心理学不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
最近有一场高资历科学家之间的会议，来自西方的心理学家，像Paul Ekman和Richard Davidson。这些在心理学领域内最重要的人物，和“xx”喇嘛还有他的一些僧侣进行会谈。他们谈论了心理学的未来研究，还有如何研究冥想等等。而他们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就是文化差异。当提到这个问题时，xx喇嘛突然好像很不舒服。当记录整个会议的Daniel Goleman问他怎么了，xx喇嘛说他对于讨论并强调文化差异感到不舒服。当然对于喇嘛你可以有很多评价。但你不能说他在文化方面不敏感，他可以说是还在世的最敏感的人之一。然而他说，我们对文化差异的关注太多了。他补充道，我们不是没有文化差异，当然有而且很重要，但文化共同性要比差异多，而我们不应该无视这些共同性。
Daniel Goleman如此评价xx喇嘛，“我们有点惊讶于xx喇嘛表现出来的对文化差异概念的抵触”。所以我想介绍这些关于文化共同性的观点。但是首先，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研究文化差异的人会比我做得更好。其次，我所希望研究的是普遍事物，是不同文化中普遍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将会相对来说更具体，我们将会研究你们自己。为什么？当我开这门课程时，我从没这么想：“好的，我需要介绍些什么东西，以便能取悦课程的参与者，这些学生呢？”。那不是我所想的。我所想的是“如果我是个本科生，会想上什么课？如果我坐在这，什么能让我更幸福？换言之，在我们的课上，我会鼓励你们去观察自己的内心，去研究自己。 “练习时间”就是关于如何接受和利用一些观点的，是关于研究我们自己的。正如Carl Rogers所说，“越是个人的东西越普遍”。正如Maslow所补充，“我们必须记住对一个人深层本性的认识，因为这同时也是对普遍人类本性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时，我们就更能认识他人。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有益移情的来源。有些研究表明那些了解自己，研究自己，反思自己的人，对别人做出过分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会相对较少。比如说种族歧视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反直觉的。有人会问，你难道不要首先研究别人，才能对别人更敏感吗？是的，那也需要，不过还不够，研究我们自己也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深层本性时，我们看到的是部分普遍的本性，这是我们所有人之间的共性，不管我们来自哪里。
而这就是xx喇嘛所说的，不是阻止跨文化研究，而是在做这些研究时不要忽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普遍性。C.S. Lewis说，“整个宇宙中有且只有一件我们可以从外部观察中学习到的事，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内在的信息”。当然我们研究自己时会有偏颇，这就是为什么只研究自己是不够的。要克服这个问题，就把学术工作、研究他人也融入进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除了探究我们的内心外，也会做一些研究或调查，两者并重。我们不应仅仅因为会有潜在的偏颇和错误就停止探究自己。所以你们会这样去做，相比其他课程你们会做得更多。
本课程同时也是一种严格的乐趣。因为研究我们自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有时会让我们受伤，有时我们能看到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还是有趣的——同时又是严格的。以研究为基础，你们在本课程中遇到的许多观点都会很简单，很容易理解，很多都是常识。但它们只是简单，而不是过分简单化，这两者是有区别的。Oliver Wendell Holmes说过：“我不会认为与复杂性一致的简单性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会把我的一生用来研究与复杂性相对的简单性”。
Holmes这里的意思是他关心的不只是简单性：那些简单随意，难以预料的想法。他所关心的是“之后”的简单性：我们深思了所研究的观点，吸收了它之后的简单性。如果与复杂性相反，我们能看出这些简单性和常识，那就很好。这是他所感兴趣的，也是我们整个学期要讨论的东西。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所感兴趣的是与复杂性相对的简单性。（不太懂这里讲啥）
本课程需要一种非常不同的努力：一种应用的努力，努力把它应用到你的生活里，努力把行为的改变带入你的生活。我想先讲一个关于Peter Drucker的故事。Peter Drucker是现代管理学研究之父，我之前引用过他的话。他是几年前过世的，享年94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当他头脑还百分百清醒时，他邀请了想咨询他、跟他学习的人来他家和他一起过周末。这些人中有国家总统、总理、财富500强公司的CEO。而每一次聚会都是这样开始的：对每一个世界级领袖，无论是商界的，非盈利机构的，还是政界的，他都会对他们说如下的一番话，“星期一我不想听到你们说这有多美好”——意思是这个周末有多美好——“星期一我想听到你们跟我说，你们做了些什么改变”。
在这学期结束后或者在这个讲座结束后，如果你们喜欢它，务必告诉我你们喜欢，你们获得了乐趣，但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你们所做的改变是什么，这对你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这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将用一周的时间讲改变，这和积极心理学没有一点直接的关系——只是讲改变。因为改变很难：我们知道大多数组织上的改变都失败了，而个人改变失败了的更多。除非我们在引入行为上的改变的同时，引入认知上和情绪上的改变。
我将会给你们介绍很多材料，给你们介绍积极心理学这个精彩的新领域，而是否接受并应用它取决于你们。我想谈一下教学大纲及要求。本课程是向你们介绍我关于这门课程的想法的。我称之为“整体的课程”：即纵向的整体和横向的整体。纵向意味着每一节课都和下一节课有关系，和整个学期内的每一节课都有关系，呈一个螺旋状。所以我们下周所讲的内容，我们将在第7课，第17课和第24课里，再回顾一遍，所有内容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呈螺旋状互相联系。这会带来深刻的理解和我所希望的对材料的吸收。同时它也是横向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课程中的每一部分都强调并影响另一部分。
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教（the best way to learn is to teach）。我希望你们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别人，可以是课程中任何你感兴趣的内容。课后材料的阅读也非常重要，它会把你们带到理解和吸收的另一个高度。期望能和你们共度一个有意义，愉快和更加幸福的学期，谢谢！
（注：此为课程第二课，更新于3月18日。）
早上好，很高兴你们都来了。我还担心在这种天气没人会来。首先我要做几个声明，关于我通过邮件收到的几个问题。有人问我：这门课程是为谁设置的？这是积极心理学，它是为非常不开心的人设置的吗？它只是为抑郁的人设置的吗？——这门课程的授课对象是对积极心理学有兴趣的人及想更开心的人。如果你非常开心，你还可以更开心；如果你非常不开心，你也可以更开心。所以这门课程适合任何对它感兴趣的人。
我会邀请有兴趣投入我们上次谈到的那种努力的人上来——你不需要投入那种为了明白某个概念而大为头痛的努力，而是努力把这些观念融入你的生活。也许你之所以上这门课程，是因为你对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感兴趣，这也没问题，你将会得到很多——我们每节课都会谈到非常多的研究，你可以得到理论方面的知识；而如果你修积极心理学是为了个人的益处，那么你就需要努力，对此今天我会作进一步的阐述。所以这门课程任何人都可以修。
考试成绩，这不是个问题。这门课程的宗旨以你们的利益为上，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想及格，那么就要努力，因此是否及格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所有的回应报告必须交上来。回应报告不会评分，它们基本上就是心得体会，也就是你会思考那些能够应用到你的生活的想法和事情吗？它们是必需要交的：你交上来，你就及格；不交就不及格。除此之外，如果你想参加考试，那也没问题。
第三件事，在这门课程你将会接触很多理论和观点，不是所有理论观点都会引起你的共鸣。出版了一本很棒的书——就在两周前——书名叫《快乐之道》（the how of happiness），它由Sonja Lyubomirsky所著。在书中她谈到了一个概念——她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教授，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她谈到了找到“适合”的重要性，也就是某种方法、某种工具、某种观点是否适合你。并不是你听到的每种观点、每种研究，以及每种介入方法都适合你。你将会接触它，尝试它，然后你将作出决定。“对，我想把它融入到生活中”或者“不，它对我没什么意义”。所以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我所说的一切都有研究论证，但是研究没有说明它适合于所有人。它只是说这对于大多数人或者对于很多人，都有作用或者正在起作用。
所以你要积极参与到课程中，而非某种学说的被动接受者。你要鉴别哪些东西适合你——我敢说并非一切东西都适合你——但是有很多东西会适合你。关于我之前提到的回应报告，它们在下午五点钟就要交，很抱歉。回应报告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趣而好玩的活动，它不会评分，它让你去思考，并通过它们去成长。要写论文的人，你们不用参加期中考试，我知道那段时间里非常紧张……我自己也经历过那段时期，所以你们不用参加期中考试。你的期末考将占更多分数，除非你想参加期中考试——当然我们非常欢迎你参加，我们不会把你扔到教室外面。（笑）
我想以一个故事开始今天的课程，那是两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是我上一次教积极心理学课程的时候。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的导师Philip Stone在课程开始前一天去世了——我要把这节课程，以及将来的积极心理学课程献给他——那时候我压力非常大。我生病了，病得非常严重。那次课程开始是在周二上，后来改为周四。那时候我服了很多药，但我还是上完了课。我回家后无法入睡，我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去看医生了。那是周五下午，我说，“我必须要看医生，我服的药不起作用。”我去看了医生，验了血，几天无法入睡之后，由于痛苦我终于睡着了。那是周五晚上，午夜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没有去接，我当时睡着了。我的妻子Tommy拿起了话筒，那是医生打来的，医生对Tommy说，结果出来了，Tal要立刻到医院来。她对医生说，他刚睡着，他几天没睡了，能不能等到明天再去？医生说，不行，他要到Beth Israel医院，那里有最好的实验室可以给他提供治疗。她没有再说。Tommy叫醒了我，告诉我发生的事，我起来了，她不能带我去医院，因为David——当时他才一岁——他正在睡觉，我们不想叫醒他。我们叫了一辆计程车带我到Beth Israel医院，路上——这是我不做Leverett的常驻导师资格的第二年——我们驶经查尔斯河，然后我们经过哈佛。
我当时看着哈佛，看着美丽的河，四周静悄悄，周五午夜之后没有多少车辆。我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情况真的很严重呢？他们为什么午夜叫我去医院，还指定是Beth Israel医院？一定是出了很严重的问题。我开始思考，我说，如果我只剩下一年时间呢？我在这一年里会做什么？我变得非常伤心，因为我看不到David长大，我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我变得十分忧郁悲伤。然后我问自己：好的，在职业上，我在最后一年想做什么？我知道在生活上我要做什么，我会用所有时间和家人一起度过，但是在职业上在这一年我想完成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留下一个系列的课程，一个向人们介绍积极心理学的系列课程。我到达医院之后再进行了一些检查，结果是没什么严重情况。他们让我服抗生素，几天之内我就开始复原了。但是今天我要和你们探讨，为什么对我最重要的事情——那时和现在都是如此——就是留下一系列关于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向你们介绍这个奇妙的领域？为什么是积极心理学？为什么是这个领域？为什么不只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或临床心理学的幸福？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学者，都在研究积极心理学这个概念？
这是我今天要说的。2000年，David Myers做了一项研究——霍普学院的David Myers——你们当中学过社会心理学的可能读过他的书，他做了心理学概念方面的研究。他研究的是“消极研究”和“积极研究”之间的比率，这是他的研究结果：从1967年到2000年——这是积极心理学的形成期——他发现在这33年里有5000篇文章研究愤怒，5000篇文章研究愤怒，超过41000篇文章研究焦虑，还有超过50000篇研究抑郁。然后他看看积极的概念，积极的研究，他寻找关于快乐的研究，他仅仅找到了415篇研究。情况有所改善，他寻找关于幸福的研究，他发现在33年里有接近2000篇文章研究幸福。生活满意度研究最多，超过2500篇研究文章。但是，如果你看看消极研究和积极研究的对比，你得到的比率是21比1。每份研究某个积极方面，积极因素的文章——不管是研究健康、满意程度、快乐还是幸福——都有21份消极方面的文章，包括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神经衰弱等等，21比1的比率。我得承认这是非常令人郁闷的比率。实际上它让我非常生气和忧虑，那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不起作用的东西上——大部分都是这样，而且这也不是新现象。
这是Abraham Maslow写的一些东西——我们上次提到过他——他在1954年谈到过这种现象，“心理学这一学科对于消极方面的研究，远比对于积极方面的研究成功。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短处、他的缺点、他的过失，但很少谈到他的潜能、他的长处、他的实际愿望或精神高度，好像心理学自愿固步自封，让自己仅限于研究黑暗低劣的一半。”心理学研究什么？学心理学的人，可能会猜，我们大量地研究偏见，我们大量地研究抑郁和焦虑，我们大量地研究相似性，我们大量地研究判断错误和过失，大概就是专门研究这方面。而很少——21比1的比率表明——很少研究积极方面。看到这个比率时，我想，那是1954年，到现在也没多大改变。当我思考它调查它的时候，我觉得心理学需要帮助——我真的这样觉得。你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想想它，如果一个人一天里有21小时感到消沉，而只有一个小时感觉良好会怎样？或者有一天感觉良好，便有21天觉得焦虑和消沉会怎样？你会说这个人需要帮助。我觉得这个领域需要帮助。但问题是，这是正确的比喻吗？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它吗？因为21比1的比率是不健康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肯定也是这样——但是它从多个角度反映了现实。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抑郁症，还有越来越多的焦虑。有些人会争辩道——那些主张继续研究这片领域，而少点研究积极心理的人认为——我们应该让这个比率大于21比1，因为我们想缓和人们受到的，焦虑和抑郁。
今天的抑郁症病例比1960年高十倍，部分的原因是人们的意识程度高了，我们对抑郁症的诊断更准确；但这并非全部原因，还因为抑郁症在客观上增加了。其中的一种迹象——最客观的“测量”——很不幸，就是自杀。自杀人数在世界范围内明显上升，不仅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中国，澳大利亚还是这里。现在抑郁症人群的平均年龄小于15岁，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信息高速公路，通常来说他们都没有准备好，他们无法有效地应对它。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时，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帮助人们，克服抑郁症，克服焦虑。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非常重要，极度的重要。我主张的是天平的偏移，这样它将不会再是21比1，要有更多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不是说只研究它——而是让天平偏移一点。
这里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的象牙塔里的情况如何？
有一篇文章——我无法找到更新的研究——它是在发表的《哈佛克里姆森》（The Harvard Crimson）。这篇文章说，经过他们6个月的研究，哈佛大学八成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都经历过抑郁期——我们说的不是大多数人一天里经常出现的情绪起伏——我们说的是抑郁，它会持续一段时间。根据这份研究，47%的哈佛学生在过去一年，经历过无法正常生活学习的抑郁期，他们无法出门，他们要痛苦地度日。人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他们说，“当然了，我们要努力研究精神病理学。21比1还不足够，30比1才像样。”
这样的情况各个校园都有，而不仅仅是哈佛，绝对不是哈佛才有的现象。Richard Kadison，他是这里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领导，他最近在医学领域的领先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谈到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全国13500名大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类别的学院：大学、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他们在这项重要的研究里发现，全国45%的大学生在过去一年，经历过无法正常生活学习的抑郁期。
《哈佛克里姆森》的数据是47%，在全国范围的数据是45%，基本上是一样，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这份研究表明，全国94%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必须要做的事而不堪负重，而这本应该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事情不对劲，这不仅是美国才有这种现象。我最近刚从一次游历回来，我到了欧洲，包括英国，法国，我在中国逗留了很久，也去了澳洲，所有这些地方，政府都非常担忧，大学校长们都非常担忧越来越多的抑郁现象：焦虑、精神紊乱、自杀率的上升，上面提到的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所以这是全球性流行病。我们再看看，21比1的比率是好事吗？它重要吗？它不是应该扩大吗？我们怎么可以去研究幸福、健康、爱和快乐？我们不是应该首先处理，真正迫切的问题吗，比如抑郁，焦虑，神经衰弱等等？
这样说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在这个课程里我要主张的是，我们也要——不是专门，也不用主要——我们也要集中研究积极心理学。我要说三个为什么应该这样做的理由。
首先，集中研究有用的东西至关重要（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what works）。因为集中研究有用的东西会创造现实。如果我们集中研究起作用的，它就会在世界起更大的作用，在我们身上以及关系上起更大作用。
其次，为什么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领域的研究学科是重要的？这是因为快乐并非只是对痛苦的否定。摆脱我正在经历的抑郁或者焦虑并不意味着我同时就变得快乐了。情况并非是这样，问题不会这样被解决。
最后，预防在今天来说非常重要，而预防困苦最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抑郁还是焦虑——实际上是通过专注于培养积极心态。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关于这点的研究。这三个原因表明我们需要积极心理学。
我将从第一点开始：专注于有用的东西的重要性。在《积极心理学手册》的序言里，我们上次提到的Martin Seligman——他被认为是积极心理学之父，影响了很多学者——他说，“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促成一种变化，让心理学从只关注补救生活中最糟糕的事，到同时建立生活中最美好的事。”请留意他说的是同时——他没有说专门，甚至没有说主要。专注于研究有效的东西至关重要，不管是对我们的关系，对我们自身，对其他人，对哈佛，对美国还是对世界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专注于研究有效的东西？”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我们问的问题本身去寻找——我将通过一个案例研究来阐明这点。
心理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研究受危人群，越来越多的钱——政府资金、大学资金、慈善基金——都投入到研究城市或地区里所谓的受危儿童的身上。他们更容易退学，以后更容易犯罪，少女妊娠等等，他们为这项研究投入了大量金钱，大量的精力。心理学家们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失败，为什么受危人群中有如此高比例的学生退学、怀孕、犯罪？”——我们下周再谈统计数据——“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这么多人会失败？”他们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心理学家们动机良好，头脑灵活，投入了很多钱，投入了很多资源，然而，带来的变化却非常少。这些研究带来的变化微乎其微，很多地区的情况继续恶化，情况没有任何好转——虽然动机良好，虽然资源充足，虽然人们头脑灵活，它们都被投入去研究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却非常有意思——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建筑，更多的资源，但是实际上发生的变化很少。
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范式（paradigm），或者说范式转换。通过Antonovsky的努力——我上次提到过他——通过Antonovsky及Ellen Langer和Alice Isen等其他人的努力，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他们不去问为什么这些人会失败，积极心理学家开始问是什么让某些人成功了，即便面对的是不理想的环境？也许是有很多人失败了，但并非所有人。有些人成功了，而且非常成功，心理学家们此时便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如此成功？用Frost的话来说就是，“这让一切变得不同（tha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心理学家们开始识别这些人的各种因素以及各个方面并深入分析他们。他们开始研究这些成功的人，并识别出各种因素，然后他们通过研究想出介入方法（intervention）。
突然间结果出来了——真正的结果，切实的结果，打破了数十年零结果的局面。而这仅仅是因为问了不一样的问题。通过这些心理学研究（开始问积极的问题，开始专注于研究成功的孩子们），那时候出现的主要概念是适应力（resilience）。现在大家都在谈适应力，我们在学校谈适应力，在工作上谈，在卧室里谈，在哪里都谈适应力。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人谈及甚至很少人知道它的意思。当他们研究适应力的时候，它被定义如下：适应力，一种现象，特征模式是积极适应非常不利或危险的环境。这些成功的孩子——或者说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最终成功的孩子都具有适应力。一开始，当他们研究这些孩子时，他们认为这些孩子一定很优秀，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因此是不可被模仿的；然而，当他们继续研究这些虽然环境不理想然而仍然成功的人时，他们发现这些并非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实际上这些是普通的孩子。他们性格普通，但是成就非凡。
例如，我将告诉你们几件事。
这些孩子都很乐观，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而是乐观地相信事情会被圆满地解决。（乐观主义optimism是诠释事物的一种方式——基于Martin Seligman和Karen Reivich的研究）他们的乐观在于认为，“好吧，也许这次不会成功，它以后会成功的，我从刚发生的事学到了东西。”
他们对生活有信心，认为它有意义。有时它是宗教信仰，但也不总是这样。他们做他们相信的事。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在这门课程里谈及的话题之一就是：理想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我们的内心需要理想主义。所以这些孩子有“意义感”——不管是个人成功方面的意义，还是他们的行事方式的意义，或者是服务社区的意义，还有事情的目标意义。顺便说一下，我说的这一切，它们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我们之前提到的适应力，不但对受危人群很重要，对哈佛大学里的人也一样重要；也不仅是在考试期间重要。把适应力与幸福联系起来非常重要。思考这些特点，你就会展示它们——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些特点，有趣的一点就是它们都可以习得——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门课程说的就是这个：当心理学家们识别出这些特点之后，他们开始教授它们，人们也开始学习，这让一切开始变得不同。除了信心以及“意义感”，利社会行为、帮助他人、从无助转变到有益，它们都非常重要。我们要讨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他人的意义：它不但帮助他人，它还会帮助我们自己，循环往复，我们便进入了自助和助他人的上升式螺旋（upward spiral）里。
他们的眼光集中在自己的长处上，而不是缺点。他们不忽视自己的缺点，但他们会问，我真正擅长的是什么？重申一次，这门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你会认清自己的长处，不管是通过线上测试，通过回应报告，通过小组学习，还是通过阅读，你都会思考它。
他们为自己设立目标，他们面向未来，他们不但思考事情现在有多糟糕，同时也在思考五年后或十年后的目标——我们会用三节课谈论设立目标，这是适应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一个榜样，他们会说，“我想像她那样，我想像他那样。”榜样可以是老师，可以是亲戚朋友。有时候，它是一个历史人物或小说的人物，一个他们可以效仿的人。榜样给予他们力量，给他们方向感。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单干，他们有社会的支持，他们不会说，“我够能干，可以自己做”。他们说“我够能干，我可以请求帮助”。因为那确实需要某种能力，还有承认弱点的勇气，承认有某种需要的勇气。想想，你在哈佛，在生活中你有这些东西吗？如果没有，你可以培养这一切，不管是社会支持——不用是每天与你交谈的一百人，它可以是一两个好朋友，父母，室友——这至关重要，它是适应力最重要的因素。社会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适合的人，那些你向他们请求帮助，便会给予回应的人。
现在我向你们展示一个并不太好的榜样，不太好的社会支持，这是Grace和Karen之间的一段交流，视频片断来自剧集《Will and Grace》（第3季第9集，这里Tal播放了一段视频）。
Karen也许不是社会支持的好选择，但是有很多人却是好的选择。想想一个问题的力量，想想一个问题带来的结果。数十年间，很多可以得到帮助的人没有得到，因为没有人提出正确的问题。只有在积极问题——专注于积极的问题被提出来后，心理学家们突然看到了数十年来一直都在眼前的东西，它就在那里，显而易见，等待着被发现。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他们聪明，动机良好，资金充足，但是仍然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制造现实（questions create reality），它们制造可能性。一个问题引起一场探索，他们在积极心理学方面的成就——其中很大部分都是通过Antonovsky的努力——就是让我们从致病模型转到有益健康模型，健康本源学，健康的基础、起源。据Antonovsky所说，研究疾病很重要，不管是精神疾病还是身体疾病，但是研究健康的人也同样重要，看看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健康，不管是否是哈佛大学里的人。哈佛大学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环境，但是有些人却能走完它，表现优秀，茁壮成长，他们也经历起起伏伏，我们都是这样。但是总体上，他们的经历更积极更快乐，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
Antonovsky说我们要研究这点，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健康的本源。他研究了这些东西，而且它在该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Antonovsky说“那些熟悉科学史的人，都知道重要的进步伴随着新问题的形成而来，问题才是突破点。答案来之不易，但重要的是新问题。有益健康问题，也就是我正向你传播的，是一个极为新颖的问题。它推动新范式的形成以帮助我们了解健康和疾病。它对研究人员和医生有着重要意义，对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正是那个问题缔造了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社会学——他同时也是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问题导致改变，问题缔造现实。
现在我想和你们做一个练习。为了阐明问题的重要性，我要让你数屏幕上几何图形的个数，你能看到多少个。这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我把它给世界各地的人看过，我让数学家和视觉艺术家看过——这里的挑战是，你只有30秒去看它，30之后告诉我你在屏幕上你看到了多少个几何图形。准备好了吗？开始……
好的，31秒过去了。你数出了屏幕上的多少个图形？把数字说出来，多少？
8…
48…
5…
110…
有多于110个的吗？
300
200
有多于200个或少于6个的吗？
好的，很大的范围，我承认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数到的个数在6个到200个之间，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实际上，它难到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个几何图形在屏幕上。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下载的PPT上，有这幅图，请现在不要看。但是我有另一个问题要问你们，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把手举起来。
时钟上显示的是几点钟？
如果你知道答案就把手举起来；如果你认为你知道答案，举一半；也许知道，举四分之一；剩下的可以离开了。有几个举了一半，所以在整个教室里——这里大概有六七百个学生，在七百个哈佛学生里，五个半人能看到时钟上的时间。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都有电子表，这问题确实比较难。
那我来问你们另一个较容易的问题，你看到巴士上有多少个小孩？
如果你知道答案，把手举起来；如果你觉得你知道，举一半；也许知道，举四分之一。可能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想“什么巴士？什么小孩？”（笑……）实际上它们就在那里。
再问另一个问题，它比较容易，屏幕上最左边的几何图形，它的主要颜色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答案，把手举起来；如果觉得自己知道，举一半；好的，大概是12.25人。根据我的估计研究，这个教室里大概有五到七人，是色盲的，真的——根据统计资料。其余的人则没有借口说看不清。
现在我们来看看时钟上显示的时间（重新在屏幕上展示图片）。有谁觉得很难看清时间吗？十点十分，好吧这是有点难。可以看见车上有多少个小孩？汽车在这里，有些人还是看不见。五个小孩。还有颜色，最左边几何图形的主要颜色？黄色。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并不是非常难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我问了你们某个特定的问题，那个问题让你注意现实的某一部分。这是件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总是专注于一切事情，那就不是件好事。每种噪音都会让我们分心，所有物体运动都会让我们分心。所以我们能集中注意力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这种集中精神的能力带来的后果，却不总是好事或者说是有益的。因为在你们看来，巴士上没有小孩；在你们看来，上面只有几何图形。换句话说，我的问题给你们大多数人，制造了一种特定的现实：一种只有几何图形，巴士上没有小孩的现实。
这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想想以下的问题：蜜月期过后，夫妻间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度过蜜月期之后，不管是一个月，一年还是两年，那段时期后他们会开始问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怎样去改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但如果这是我们所问的唯一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也只有这件事。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我们的不足，出了差错的事情，需要去改善的事情，我伴侣的缺点，我们关系的缺点。如果我只是问“什么出了差错，怎么回事，我要改善什么”——重申一次，我们不需要去掉这些问题，它们很重要，但如果它们是唯一的问题，而通常它们确实是——那么在这对夫妇看来，他们的关系里没有好的事物。就像在你们看来，巴士上没有小孩，虽然他们就在你们面前，盯着你，但是他们不存在。
或者从个人的角度思考一下那些我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大多数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中国人，以色列人，欧洲人，非洲人，大多数人最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问自己，我的弱点是什么，我要改善什么。通常排除了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什么。如果我们问自己的唯一问题是，我的缺点，我的不足是什么，那么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在我们看来，好的东西，我们的长处，热情，美德，我们身上的美好事物并不存在，就像在你们看来，巴士上的小孩并不存在。
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主要关注缺点的人，看不到也不欣赏他们的长处、热情、美德的人，会有很高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很多的快乐吗？我们还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婚姻会失败？为什么抑郁，焦虑，以及自尊心低落的情况增加了这么多？是的，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问的是，“我们如何改善？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但如果我们不问积极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看来那部分现实就不存在——就像数十年来对那些心理学家一样。他们问题的答案，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即使它就在那里，在他们的眼前，在那些成功孩子的身上，在他们的适应力里。问题缔造现实，我们所问的问题通常决定了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会走的道路，我们会过的生活。不管是从个人方面来说，从人际关系方面来说，从组织方面来说都是这样。什么问题——我知道你们很多会要当咨询顾问，顾问最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首次见到客户问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改善的？”“有什么缺点需要改正？”再说一次，它们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如果你只问这些问题，那么你就忽视了这个机构的优势以及美德，你所做的只是在让他们失去活力，你在让公司慢慢地变弱。欣赏起作用的东西，也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不管是在机构里，人际关系里或个人方面，欣赏好的事物非常重要。
看看“Appreciate”这个词，它有两个意思：其一就是为某事感激，而不是认为某事理所当然。这样做很好，我们不应该把长处，成功看作理所当然，我们不应把别人看作理所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Appreciate”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增值，钱在银行里会增值，经济会增长，当我们感激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便会增值，它会增长（when we appreciate the good, the good appreciates）。不幸的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当我们不感激好的东西，把它看作理所当然，好的东西会贬值，那就是大多数婚姻在蜜月期后发生的情况。我们要欣赏起作用的东西。用比喻来说就是，还要留意巴士上的小孩。Stavros和Torres在一本关于婚姻的好书里说，“我们会看到要寻找的东西，而错失不去寻找的东西，虽然它就在那里。我们的阅历被我们的关注点深深地影响了。”
理解应该问什么问题的首要事情，就是我们要理解那些问题。在这点我同意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一位20世纪和21世纪的哲学家，他阐明了理解问题的重要性，荷马辛普森（Homer Simpson，即动画片《辛普森一家》）。
（这里开始播放视频）
“现在我们要做几项测试，这是一台简单的测谎仪，我会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是或否，你要老实回答，明白吗？”“明白”——boom！（此时测谎仪马上报警了）
（视频结束）
很精彩，所以第一步是真正理解问题，但是我们理解问题之后，知道我们要问什么问题也很重要。我之前提到过培养适应力的要事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榜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榜样。实际上，正是因为她，我才决定成为一名教师。
她叫Marva Collins。Marva Collins 20世纪30年代生于阿拉巴马州，她父亲是非洲裔美国人，母亲是印地安人。她出生的时候，种族岐视风行，幸运的是，对于Marva，她父亲对她非常有信心，从小他就对她说，“Marva，你将会有所作为”“你可以成为一名秘书。”他之说以说秘书是因为那就是无形的障碍，或者说是有形的障碍，鉴于她的种族背景，鉴于她的性别。
Marva Collins努力工作，她很聪明，她成功了，成为了一名秘书。做了几年秘书之后，虽然干得不错，她觉得这不适合她，不是她的使命，她真正的热情在于教书，她想成为学校里的一名教师。于是她上夜校，几年之后，她得到了教师证书，她结婚了并和丈夫搬到了芝加哥。她在那加入了芝加哥内城的公立学校，她在那里看到的现实，是大量犯罪，毒品泛滥，最重要的是没有希望。老师们的希望是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尽可能呆久点，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12岁加入街头帮派，这样他们就不会接触毒品，不会犯罪。
“我们怎样让学生呆在学校里？”老师们问。Marva Collins面对这种现实说，“事情将有所改观”。
在上课的第一天——她教一年级到四年级——她对学生们说，“我们将要大量地练习自信。”她不断地重复说着这个信息，犹如不断重播的唱片，坚持了整个学期，整年，几年。“我相信你，你能做好，你能成功，承担生活的责任。停止抱怨，停止抱怨政府，停止抱怨老师，停止抱怨父母，成功与否全在你自己。”她继续不断地重复着这则信息，她对学生们充满期望，把眼光放在他们的长处和优点上，并加以培养。奇迹开始发生了：这些被老师认为是“不可教”的学生，到了四年级便可以读欧里庇得斯、爱默生和莎翁的作品；这些“不可教”的学生在十岁时，便可以做高中的数学。关于Marva Collins的谣言开始传播，她怎能让这些学生在教室里呆这么长时间，而其他学生却想着离开学校？她一定是在强迫他们。
Marva Collins受够了谣言的中伤，她离开公共学校成立了自己的学校，就在她的厨房里。开始只有四个学生，其中两个是她的孩子。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了Marva Collins学校——她称之为西岸小学。开始进入这间学校的学生都是从公共学校退学的，Marva Collins是他们成为街头混混前最后的希望。奇迹继续发生，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她不得不搬出去，他们在芝加哥租了一间小室。冬天寒冷无比，夏天酷热难当，然而学生们被他们的热情所驱动，他们继续学习，奇迹继续发生在他们身上：Marva Collins所有的学生都从小学毕业了。所有学生都上了高中并毕业了。她所有的学生最后都上了大学，并从大学毕业。没错，那些“不可教”的学生。Marva Collins数十年生活困苦，然而她努力平衡收支——毕竟，她的学生都无法付学费。但是，月继一月，她熬过去了。
1979年，情况一夜发生了变化：CBS《60分钟》的制片人得知了Marva Collins的故事并制作了15分钟的节目，她一夜成名。1980年11月，新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打电话给Marva Collins，请她做他的教育部长。我想她父亲是对的。然而Marva Collins拒绝了邀请，她说，“我太喜欢教书了，我属于教室。”恰好八年过去了，新当选总统老布什再次打电话给Marva Collins，请她做他的教育部长。再一次，她说“我太喜欢教书了，我属于教室。”1995年，一位富裕的慈善家损赠了数千万美元给Marva Collins，现在全国都有Marva Collins学校，数千名学生在里面学习。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教师，前来目睹Marva Collins的奇迹。今天Marva Collins的学生里有政治家，商人，律师，医生——而最多的就是老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老师的功劳。
我要展示这位杰出女性的一个片段。（如下是找到的视频链接）
Marva Collins positive learning—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视频
Marva Collins“积极学习法”：我想我做得很好，我想我很聪明(bright)，我很特别(unique)，我会教每个孩子这样想。当他们不守规矩的时候，他们的惩罚就是要写100个原因，说明为什么他们棒到要做那样的事。而且它们要按字母顺序写，“我很可爱（adorable），我很漂亮（beautiful），我很勇敢（courageous）”。我给他们举例子直到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令人快乐（delightful），我很兴奋(effervescent)，我很厉害(fabulous)，我很棒(heavenly)，我是榜样(idolized)，我无与伦比(just wonderful)，我很热情(kindred spirit)，我很可爱(lovable)，我很重要(momentous)，我从不调皮(never indolent)，一直写到最后一个字母。如果他们再犯，他们必须要用另一个同义词，他们不能再用可爱了。现在孩子们会对新学生说：我搞不懂你为什么又不守规矩了，因为我已经厌倦告诉Ms Collins我有多棒了。
她非常棒，这是她的书。对于那些对教书有兴趣的，如果有一本你要读的书，就是这本；对于那些对做领导有兴趣的人，如果有一本你要读的书，就是这本；对于那些已经是或以后想做父母的人，如果有一本你要读的书，就是这本；对于剩下的人，如果有一本你要读的书……
她传递的信息是什么？首先，她本身就是榜样。她和孩子们学习榜样。他们读小说，历史书，他们读关于英雄的书，谈论英雄的事，他们都认清了谁是榜样。他们从社区里挑出榜样，在家庭里挑出榜样，不断地这样做，这就是你培养适应力要做的事。她有着很高的期望：我们要大量练习自信，我们要表现优秀，我们要成功。她有很多期待，她能看到潜力，她欣赏每个人的潜力。“停止抱怨别人，承担自己生活的责任”。
Marva Collins并不是软弱的人，教室里的她要求很严格，同时，她尊重每个人。她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感觉良好”。“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感觉良好。”根本不是这样。她相信他们，尊重他们，而且她要求很严格，这是领导力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它是一本好的领导力书籍。有很多非常和善的前总裁，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和善和受欢迎——这是完成工作的关键，完成事情的关键，同时尊重他人。她有乐观精神：你可以做好，你会做得很好。从而帮助他们为自己和社区设立目标。
最后，从专注缺点到专注优点。来自教育学校的Howard Gardner 谈到了多元智力。他说我们要停止问一个学生是否聪明，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学生在哪方面聪明。认清这个学生的优点，长处之后，我们便欣赏它。当我们欣赏它的时候，优点乃至整个人都会增值。假如有一粒种子——种子是有潜力的，它会长成花草树木——假如有一粒种子，如果它没有受到灌溉，没有阳光照耀会怎样？它会枯萎死去。人类的潜力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灌溉它，如果我们不照耀它，它会枯萎死去。人际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会经常谈到关系，如何培养健康长期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灌溉它，不照耀它，如果不欣赏它的好处，好处就会贬值。本质上，Marva Collins所做的，也就是适应力的作用，就是缔造一个与传统智慧不同的榜样，从被动接受者，从一个不积极，被动的受害者，成为一个主动的人。她改变了看法，你并非“不可教”，你可以发展，你可以做好，你可以成功。而她所做的实质上就是把他们带到连续体的极点，因为每件事每个人都处于连续体的某处，我是说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事物。想想你自己的生活，你是哪种人？各种情况的被动受害者还是主动者？
例如，假如说我女朋友离开了我——当我还是这里的学生的时候，我主要想的是，我女朋友要离开我了——是的，那点我们以后再谈，当我们熟悉彼此之后，现在我有点害羞——但是假如我女朋友离开了我，如果我是被动受害者，那我只会自怜，为自己感到难过。我会思考这种情况以及它有多糟糕，我从一个被动受害者变成抱怨者：她很糟糕，都是她的错。我怨她，我抱怨我的父母，他们养育不当。我抱怨她的父母，我抱怨布什总统。抱怨之后，我变得沮丧和愤怒，对她生气，对我父母生气，对她父母生气，对布什总统，希拉里生气。总之我很愤怒，结果呢，很少有什么结果。因为我沉迷于反思和自怜中。
我们再反观积极主动者。首先，从定义来看，我会行动，我承担责任，经历痛苦之后我会到处走走。它很痛苦——下节课我们会谈谈经历痛苦的重要性，谈谈允许自己做一个自然的人（permission to be human）——但是我经历痛苦之后，我会行动。我去能认识他人的地方，我去匹诺曹(哈佛的比萨店)，或者另一个约会地点。我承担责任。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后面会谈到自我认识理论，它是Daryl Bem的研究，我们会详细讨论它，你不用现在把它写下来——我会行动，行动会增加我们的自信，结果是更多的希望和乐观。就像在自我应验预言课程中所说的，希望和乐观会变成自我应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我更容易找到伴侣，我更可能变得开心。
重申一次，作为积极主动者，并不意味着不给我们自己时间、空间去让自己感受痛苦的情感，以及摆脱这种情感。没错，我们一定会摆脱它，然而，我们要在适合的时间——它可能是现在，可能是一两天后——去行动，去承担责任，去做事情。这样，我们对希望和乐观的自信就会增加。
我要说几件关于做一个积极主动者及责任的事，它可以让你融入你的哈佛生活，这取决于你。让你的哈佛时光充满意义是你的责任，从这门课程学尽量多的东西是你的责任，我们作为教师，肯定会为它创造条件，我们会以各种方式支持你们。然而，最终小组讨论是你们的责任，作出行动是你们的责任。下周你们在小组里，首先要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你如何让它成为一个优秀的小组？你能做什么，你能有什么贡献？你能给小组带来什么优势，让它成为一个优秀的小组？”而不是抱怨其他学生，组长，布什，克林顿。你要为它承担责任。
关于责任，有一个很好的故事。Nathaniel Branden的书里提到了——当我们谈到自尊时，我们会读些Nathaniel Branden的东西——Nathaniel Branden谈到了六根支柱，自尊的六根重要支柱，其中一根就是自我负责。自尊心强的人会承担责任，想培养高自尊心、培养自信的人会承担责任，生活的责任等等。在他的研讨会上——他在书中说到的——主要一件事就是明白：你必须为生活承担责任，就是理解没人会来帮你。没人会来（no one is coming）——穿着闪亮铠甲的骑士，不会来带你到幸福乐园，没人会来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没人会来，你得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获得自信、自尊、幸福。他在研讨会上谈到了这个，那是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当时已经是第三天了。研讨会进展顺利，参与者都学到了很多。他说，他告诉他们没人会来，其中一名参与者举手说，“Branden博士，事实并非这样。”Nathaniel Branden问他“为什么？”他说，“Branden博士，你来了。”Branden回应道，“没错，我来了，但我是来告诉你没人会来。”
所以，能否最大限度地从这次经历中获益全在于你。你的1504号课程，你的小组，你的哈佛经历等等。作为教师，我们迫不及待想为之创造适合的条件。下周四见。
（第二课完）
*相关书目：《Marva Collins’ Way》by Marva Collins.
（注：此为课程第三课，更新于3月21日。）
早上好，同学们。今天是本学期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很高兴在这看到你们。我只想说几句话，还有向进修学院的同学们打声招呼。上次我们向新西兰的同学问好，今天轮到爱尔兰的同学了。现在先说这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分组问题。你们明天会收到Sean Achor的邮件，你们需要填好各自想加入的小组，选择你最想加入的组非常重要。下周我们就开始。
还记得上节课的问题吗，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学习积极心理学？”为何我们把它作为独立的研究而不是简单地“研究一下幸福和爱情”，就像人们一贯所做的那样？我提到了三个原因。我们需要积极心理学是为了改变现在的21比1这个比率——即每有一项关于快乐或幸福的研究，就有21项关于抑郁或焦虑的研究。尽管世界上越来越多人抑郁，而焦虑就像是全球性流行病，遍布美国，中国，澳大利亚，英国所有大学——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该改变那比率，做更多“积极研究”，或者说，集中研究可行的事。
我们之前讨论完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提出的问题很重要（the questions we ask matter）。无论它是不是我们的研究问题，或我们为自己所问的，或为我们的伴侣问的。如果我们只问同一类问题，或只是问“有哪些不如意的事？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因为成长环境而堕落？”如果我们只问了这些问题，就会错过现实中很重要的部分，像你们在练习中没看到公车上的孩子一样——你们大多数人都没看到——如果我们也问积极问题，那就会出现新的可能性，新的探索，就像他们对研究学者所问的一样。不再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堕落？”而问“那些人是怎样取得成功的？为什么有些人能成功，即使成长环境恶劣？”
我们会以Marva Collins的故事为例——她的例子很典型，能说明很多观点。这些观点会贯穿我们整节课——Marva Collins所做的就是帮助她的学生从消极的受害者（passive victim）——你是成长环境的受害者，是你的家庭教育，邻里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受害者……诸如此类的，从消极的受害者变成积极的作用者(active agent)。是的，那很困难，艰辛，不公平，但这是你自己的责任，没人会来帮你。能否改变自己的人生，由你自己决定。而她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人生，现在还在这么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看芝加哥学院体制，Marva Collins就在那体制下执教，如果问的还是那个老问题，“怎样才能让学生们在学校，留得久一点？如何让他们在10或12岁后还留在学校，让他们远离街头帮派，让他们远离毒品和犯罪？”“如何使他们安全地留在学校？”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不应只如此。 Marva Collins重新定义了这个问题，她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培养学生，激发他们的潜能？”这问题改变了一切。因为她看到了每个学生的潜能。她看到每个学生身上的优点和品德。潜能，优点，品德，能力，这些是其他老师没看到的。因为他们没提出这个问题。打个比方，他们只会问，“你在屏幕上看到多少个几何图案？”他们完全忽略了车上的孩子，完全忽略了学生的潜能。如果我们看不见学生的潜能，不去栽培它，它就会枯萎而死。
遗憾的是，大部分人类潜能都因此而被磨灭——无论在哪，这都是大部分人类潜能的遭遇。人与人之间，很多团体中，很多大学里或人们自己，这些潜能都因被忽视而磨灭。提问引起改变，因此提问是非常重要的，提出积极心理学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健康本源”的问题：“健康源于什么？成功源于什么？幸福源于什么？”这是第一个原因。
而第二个原因是——在谈第二个原因时如果Marva Collins今天在场，那她会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在自身和家人中栽培伟大的种子，如何在在社区和团体中栽培伟大的种子，在国家和世界中呢？”当我们提出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会看到之前没看到的潜能。第二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原因，研究可行的事和研究快乐、人际关系、幸福的原因，是因为幸福不会因为驱除了忧愁而自动增长。幸福与忧愁，快乐与紧张，精神病与抑郁，都有很大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感觉很压抑或焦虑，那么要快乐并不容易。也就是说他们必然是有关联的。然而，单单摆脱焦虑与压抑并不会使我们快乐——这一点算是传统的常识，是很多从业的心理学家会了解的一点常识。“摆脱抑郁，一切都会变好的”——事实并非如此。
解释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享受美食的能力，美味大餐。如果我们消化不良，那很难享受美食。因此我们得先治好消化不良。然而，治好消化不良，不保证我们就能享受美食。要享受美味大餐，就得出去吃，只是治愈消化不良远远不够，还要做好下一步的事。
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心理连续谱”来看看我们的心理方面的经验。这条谱线有时候会跌到0以下，那是当我们有不愉快或痛苦的经历的时候。积极或愉快的经历，在0与正值之间。紧张，愤怒，焦虑，压抑，精神病，这些是消极和痛苦的方面；幸福，满足，愉悦，兴奋，快乐，属于另一方面，也就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方面。再强调一次，摆脱消极，不能保证我们变得积极。19世纪40年代，梭罗认为，大多数人都活在沉默的压抑中。对，这是没错的。而弗洛伊德又说，“人们在舒适地麻木”。我们不应止于此，我们还要问：怎样摆脱这种“舒适地麻木”？要怎样摆脱“沉默的压抑”，得到振奋，快乐，幸福？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需用心经营这些情感因素——再说一次，幸福不会自动出现，并不是没有痛苦就能感到幸福。因此我们才需要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本质上就是健康模型，健康本源学。健康，生理，心理，情感之源是什么？我们如何让人们从智力上，情感上，心理上，人际关系上，人格上全面发展？我们如何让他们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帮他们摆脱，生活中不如意的事？
根据该模型，我们在许多层面上都走了极端。第一个层次：我们是重视缺点，还是专注于优点？盖洛普组织（Gallup Organization）对这个问题做了一项研究。这项全球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在日本，中国，美国或欧洲：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要成功，注重自己的缺点比优点更重要——大错特错！那些同样注重自己优点的人，改变那个比率的人，更注重优点的人，不仅更开心，从长远来看他们也更成功。这同样适用于领导能力。积极心理学认为，我们至少注重优点的程度要和注重缺点一样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我们最注重的是克服缺点还是培养才能？我们擅长什么，以及在这方面是不是变得更擅长？个人或组织的自然倾向是什么，我们是否关注这些自然倾向，并在上面有所建树？注重成功的同时也要注重幸福，如果我们是较为积极的话。我们如何活出自己的精彩？如何摆脱痛苦的经历，或积极寻找快乐？如何摆脱悲伤？还是遵循宣言(独立宣言)行事，追求幸福？
举个例子，下面的两种人看起来非常相似：某人可能每周工作80小时，他习惯逃避，逃避家事，逃避处理私事；但他看起来却和下面这种人一样，她每周工作80小时，对工作，充满热情，表面看来他们一样，但他们的内心感觉很不同。一种是疾病模型，让我们逃避不如意的事；另一种是健康模型，让我们追求激情，追求喜欢做的事。对疾病模型而言，最优水平是零，我们都平平安安，别受伤就好了——再说一次，免受伤害是非常重要的，摆脱抑郁非常重要，但依健康模式来看，这是不够的；让我们超越那种程度，让我们兴奋起来，快乐起来，因为理想状态并不只是放松，它是创造性的紧张状态——我们会谈到它，会读到相关的文章——当我们“沉迷”之时，那就是我们感到兴奋，为所做之事着迷的状态，那样大大超越了“舒适地麻木”。事实上，在那种状态下会有点不舒适，那是在我们舒适区（comfort zone）之外的，可算是我们的延伸地带（stretch zone），不是会让人受伤的恐慌地带(panic zone)，而是延伸地带，其中有兴奋，还有点紧张，还可能会有成长。
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去哪？你要追求什么？你想逃避愉悦吗？想逃避痛苦吗？你想逃避不快乐吗？还是你想追求幸福和快乐？你更注重你的不足之处或缺点吗？还是更注重优点？什么是最有利的选择？什么是理想状态？有无形的障碍——零点吗？还是可以继续，寻找到更多的刺激，享受，激情？有一些关于健康模型的可怕说法——因为它没有界线，同时如今它的使用程度也远比疾病模型少。积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有更多的研究是关于如何摆脱抑郁，如何发展自己的优点的。幸运的是有大量的学者致力于研究这些观点，它意义非凡——今天你们会看到整个学期的概览，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质量达到正值。
这还不是全部，我说过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侧重点在哪里，侧重点创造现实；第二个是快乐并不只是对不快乐的否定。而积极心理学之所以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它以及把它的应用不仅让我们从零点上升到正值，还帮助我们处理消极情绪，帮助我们处理焦虑不安，处理抑郁和痛苦的经历及情感问题。当我们培养出积极性，我们本质上是自我防御的。这一点我解释一下：过去多时间的研究发现，处理我们不断增加的抑郁病例个体的抑郁或焦虑，最有效方法是不要直接专注于抑郁和焦虑，当然这点也很重要。但事实证明，处理这种现象最有效的方法是培养积极性和个人优点，培育激情，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人生中什么是有意义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毕业后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并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所追求的，不是避免痛苦，而是追求更多快乐，使生活更有意义，更成功。更重要的是，我将“更成功”称之为“终极货币”，正如快乐货币和幸福货币一样。
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对待疾病：一是积极心理学方法，它指的是疾病相当于不健康。相对地，健康等于没疾病。我们想一下疾病模型。疾病模型是，“我们感到不适是因为生病了”，理解吗？我们病了是因为我们在生病（we are sick because we are ill），真的很深奥，你们可能要好好想一下这句话，可能要花点时间消化一下这话。我重新说一遍。如果治好病，就会变得健康，这是个传统的模型。这很好，积极心理学模型略有不同，它说的是，“你生病了，是因为你还不够健康，因为你不去追求那些让你健康的东西”。什么使你健康？这我之前已谈过，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目的，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如果不具备这些，疾病就会趁虚而入。两种模型，健康模型和疾病模型的差异，不仅仅是语义上的。
这是Abraham Maslow所说的神经官能症（neurosis），“神经官能症描述的是一个人本来可以变成怎样，或者说他应该变成怎样，从生理上来说就是一个人是否能顺利地成长和发展。人类和个人的潜能已经消失，世界逐渐缩小，意识也逐渐缩小，能力也被抑制。”我来解释一下这话的意思，他是说，我们正在生病，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力做好我们本该做到的事，我们没做到自我实现，没做到该做的，我们削弱自身力量，因此才会生病，才会不适。这和疾病模型所说的：“好，你不舒服，那就治病去吧” 有很大不同。他说的是“不，你不舒服，那就要注重健康，要加强你的健康。你病了，是因为你没有注重健康”。他将这称为“个人成长的失败”（a failure of personal growth）。
如果我们不注重培养自己的能力，不注重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就会失败。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是关于培育自身成长和积极性。当我们注重培养这些情感因素，就会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消极因素。我想引用Martin Seligman的话。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过去的十年，心理学家关心的都是预防的问题，怎样才能预防像抑郁症这样的心理问题，或年轻人中常出现的药物滥用或精神分裂症。谁天生敏感脆弱，谁又是制造这些问题的人？如何防止校园暴力？这些暴力事件通常是由掌握武器，缺乏父母监管，或受到教唆的孩子引起的。”他问了这个问题。而根据疾病模型，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直接处理抑郁症，还有他们的焦虑和忧愁，才能防止所有这些社会弊病，无论是暴力还是不快乐。他是这么说的，“五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疾病模型不能让我们更有力地预防这些严重问题。事实上，在预防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基本上来自一个观点，也就是“注重培养能力，而非改正错误”。换句话说，健康模型倡导培养能力、增强自身长处、改善人际关系，帮助人们找到对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和他们的热情所在——这些对克服消极因素同样有很大帮助。健康模型与疾病模型不同，疾病模型提倡直接处理疾病，Seligman说的不是“排除”疾病模型，而是说也可以用健康模型。
他还说，“我们已发现有些人类的力量，能抵抗心理疾病：勇气，未来规划，乐观，人际技巧，信念，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专注及洞察力，诸如此类。研究证实，乐观可帮助儿童和成人预防抑郁和焦虑，使未来两年的发病率降低一半。类似的，如果我们想防止青少年受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而滥用药物，预防的效果往往不佳。因为它认定并放大了这个事实，即青少年们已滥用了药物。”而Marva Collins所做的就是，注重健康并用心栽培它，浇水，给予阳光并时刻关注它。健康模式能做的就是这是我们这堂课着重讲的内容：培养能力，培养我们处理消极因素的能力——无论是人际关系上的消极和痛苦经历，还是我们自身的。那意味着什么？
我为大家做两个类比。一个是，培养能力就是创造一个强大的心理免疫系统，这是Nathaniel Branden的观点。心理学免疫系统。如果我们有强大的生理免疫系统会怎样？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会生病？当然不是。我们还是会生病，但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常生病；就算病了，也能恢复得更快。这就是培养的力量，乐观、追求、意义、规划，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他们会放大并改变我们看待和体验世界的方式，让我们突破框架，引发潜能，使我们能更好地应对不可避免的困难——不可避免的困难的确存在，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另一个类比是关于引擎的：如果我们用的引擎很小，想把车开上一个陡峭崎岖的山坡，引擎很容易损毁、爆炸；但如果我们的引擎够大，要上那山就容易得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所以我们在做的是培养积极性，按那个比喻来说，我们正在增强心理“引擎”。我们能够更好将负值转化为零，更别说还能变得更快乐。因为快乐不会自发而来，不会因为消除了忧愁，就变得快乐。
我想说说我们这里的事。记得上次，我提出的《哈佛克里姆森》杂志里的文章，那是的？但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那篇文章提到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为哈佛学生的心理健康投入更多，这点很重要，我非常赞同。然而这只是其中一点。我们还需要把资源投入到其他一些地方。因为只是投入资源来帮助我们应对抑郁、焦虑和忧愁，是远远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投入资源帮助我们培养自身能力，培养应对困难和艰辛的能力，而这些困难是会一直存在并会继续出现的。换句话说，必须在以下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例如帮助学生发掘自己的兴趣，帮助学生发现人生的意义，使他们明确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帮助他们克服那种诱惑——身边常出现的诱惑，会让他们偏离自己的道路；还有凿掉那些束缚，摆脱杂念，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真实个性；还有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强项，并在哈佛实现一切。所有这些能力，所有这些技能，没有一所学校会教——不只是哈佛，而是全球范围内。所以我们需要教他们。这并不是说哈佛现在正投入大量资源的方面不重要，这些方面也非常重要。举个小例子，学习咨询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利用过该资源。我念本科时已开始接触它，至今还在与他们一起做某些工作——去年我与他们合作过，他们真的很棒。但我意思是——同时，我们还需要培养积极性，探究如何让我们从零点升到正值。该如何做？这就是积极心理学要回答的。我希望1504号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帮助。
总之，“积极心理学运动提醒我们，这个领域已与过去不同。心理学不仅是对疾病，弱点和伤害进行研究，它也研究优点和美德；治疗不只是修复错误，同时也是塑造正确的东西；心理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或健康状况，还包括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和玩乐；在追求理想状态时，积极心理学不会盲目主观或自欺欺人，相反它尝试用最科学的方法来探究极其复杂的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殊问题。”它还涉及到如何将象牙塔的研究成果与社会连接起来，这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领域，这对我们来说都有意义。
我想先说说下一节关于选择的课程，它会花上两节或两节半课的时间。我将会谈到本课程的基本前提，正如我刚才所说，本课程并不是积极心理学的调研课，而是关于“问题中的问题”的，是关于如何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的社会更快乐的。三个月后，学期末时，你很可能比现在的你更快乐，而且越来越快乐。那么，这个基本前提是什么？
我想为大家介绍五个基本前提，在介绍这些前提时，有时候需要从它的对立面说起。记得一开始我就跟你们说过，这课程就像个螺旋，内部的一切都是相关的，第一节课讲到的内容，与今天要谈的课题有关，也和第19课有关。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前提跟我们开头的两节课有关，它们将建立这个螺旋的基础，从而其他一切就更容易建起来。
这五个基本前提，我会先简短地介绍一下，再逐个阐述。在接下来的几节课里，会分别对它们进行学习，研究和应用。
第一，正如我开始时提到的，这课程是关于搭建桥梁的，搭建学科之间的桥梁，广集思源，并搭建学术界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专业化常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本课程的做法正好相反。
第二，重申一次，如果我认为没有改变的可能，就不会教这节课。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多，很多证据显示，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而我认为改变是可能的：无论是个人变化，还是组织变革。我们将探讨为什么改变是可能的，这是整个螺旋的最基本层次，我们将有一周的时间讨论“改变”。我们会详细讨论技巧，方法，工具。
第三，关于幸福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的前提。这是我所主张的，它与幸福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的观点刚好相反。并不是说外部环境不重要，我们同样应该注重改善外部环境，然而，幸福主要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社会习俗规条，在于我们对事物的解读和认知。
第四，“人性必须被顺从”还是“人性必须被完善”？这个问题在很多层面酿成了历史上的许多冲突，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宗教上，无论是哲学，还是心理学。我们如何看待人性？人性有缺陷吗，需要进一步完善吗？还是尽管我们不喜欢人性中的缺陷，也必须接受它？我主张后者，就是说我们必须顺从于人性，接受它所有的缺陷和优点，而不是试图从心理层面上完善它。我们下节课再说这话题。它颇具争议，然而它是精神健康和幸福的重要基础。
最后，我想说的是，幸福不应该只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还应该是一种道德追求，而不是一种普通、次要的追求。很多人认为相较于幸福，还有其他更高级、更重要、更高尚的追求，所以这一点也颇具争议。我也会涉及疾病，以及大家也许比较关心的忧愁。同样，这留待下节课再讲。
现在我们先从搭建“桥梁”说起。我们第一节课说到了搭起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桥梁的想法。学术界内外，都有很多人，将世界一分为二，他们将外面的世界看成是现实的，肮脏的，被亵渎的；而学术界则是崇高的，有理想的，神圣的。神圣与亵渎这种区分带来了伤害，它同时伤害了学术界及非学术界的人。哲学家Alfred North Whitehead，“大学小心翼翼地与外界活动隔开，这样最容易打击学习兴趣，阻碍进步。大学不适合独身生活，它必须要与身边的人互动。”这点对大学非常重要。
Shelden White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导师，他当时提到另一种心理学。他说另一种心理学就是，抛开实验室的研究，走到外面的世界，与外界互动，亲自接触那些事物，并吸取经验，从“肮脏经验”中学习，将得到的经验带回实验室，诸如此类，就像一个上升的螺旋。他称之为重要的另一种心理学，这也是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提倡的。现在你们来到这里，大多数人将来都不会进入学术界，你可能会想，“好，学术界要结合实践做研究，那与我有何关系？我们的联系在哪？”——它不仅与你有联系，它可以说与你息息相关。下面就是原因，世界最需要的，不是其他什么，而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practical idealists）。
我做过6年莱弗里特宿舍的住校导师，我研究生在读时就开始任教。在与学生的交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们的使命感，你们的使命感，你们对成功的渴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据我了解，很多学生毕业后——无论是与我一起工作的学生，还是我辅导的学生，当我了解他们的前路后，我发现这些并不是空话——这些学生勇往直前，做了非常棒的事，无论是校外校内的，无论他们是否刚建立起自身，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潜藏的思想，很多时候会涌现出来：“我怎样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充满热情，理想化，美好，极其美好，渴望改变世界。这是所有学生都有的想法。
很多人认为这一代人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赚更多的钱”，“买大一点的房子”，“更成功，取得更高荣誉，变得更有威望”。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是的，荣誉，威望，金钱是重要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但有这些刻板印象的人，他们看到的重要的东西仅仅是这些吗？他们没有看到那些改变世界的渴望。
我们知道，每年哈佛有约1800名学生是PBHA(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楼协会)的成员，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没加入PBHA的学生甘当志愿者——几乎所有人都是，看一下统计数据。你们每个人离开哈佛后，很快都将加入公司，无论它是否是你的主要工作，无论这个组织是个社会企业还是非盈利机构，你会加入这样一个组织。你会捐钱给这些组织，哈佛毕业生一向慷慨，无论是对时间，还是金钱和努力，无论是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还是教育学院。你对社会贡献甚多，是因为你在乎。
所以那些都是成见。关于美国的这一代人也同样如此。凭经验来说，根据发展趋势和统计，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更富有。的确，美国人更富有，他们常捐钱，无论是在扶贫或医疗救助方面。有研究证实，美国人也花最多时间，比其他任何人所花的时间都多，平均每周有四个小时做志愿者的工作，做与自身工作无关的善事。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具社会目标。所以，能来到这里是件美好的事，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美国，真的很荣幸。你们许多人，不久将会身居要职，你们能够做善事吗？在一个非营利机构里行善，在你母校的董事会，贡献金钱和时间？
然而，这里有一个然而。我与许多研究生或当导师时的学生相处过，学生曾跟我谈及他们的困扰，他们曾对我说，“你知道，我曾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我有最善良的心，想为世界作贡献，我奉献出时间和金钱，但还是觉得若有所失，我觉得我能改变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
为什么呢？因为美好的意愿和理想主义，虽然必要，但却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因为很多时候，即使有很好的意愿，我们的能力还是有限。或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带来的伤害多于帮助。有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到了今天仍有想做好事的人却好心干坏事。数十年来的心理学家都有很好的意愿，想帮助高危人群，大量的金钱——数百万美元投资在研究上，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特定情况下，他们应该问这个问题，这个健康本源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成长环境恶劣，依然能成功？
即使不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是心怀善意，充满理想主义的，但这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这些干预会产生消极的受害者心态，而不是积极的作用者心态。这是Marva Collins提出的观点，也是Karen Reivich和Martin Seligman的研究所提到的观点。这正是心理学起作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展开研究，并应用到现实中。又回到了那这个问题，为什么搭起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如此重要？因为大多数这类研究并没运用于现实，例如，有多少在教室里日复一日努力工作的老师知道皮格马利翁效应（Pigmalion effect）？——我们下周或再下周会探讨皮格马利翁效应，说明为什么教师的期望就是自我实现预言。如果我们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我们在学生身上看到伟大的潜能，那么这种潜能就更可能被激发，或者，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潜能，它就会像刚萌芽的幼苗一样被扼杀。——有多少教师了解这些研究？他们怎样通过自己的信念，创造出自我实现的预言，来影响学生？有多少教师了解Marva Collins？每个教师在第一次接受教师培训时，都需要了解Marva Collins和皮格马利翁效应，但事实并非如此。
接下来谈自我尊重（self-esteem）。你如何提升自尊？如果在这里做一项民意调查，我保证大多数人会说：通过赞美来提升，赞美别人，赞美孩子，这将增强他们的自尊。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如果把这当作全部的真理，则是有害的。因为有很多研究显示，当我们不加区别地赞扬别人，我们实际上是在长期地，默默地伤害他们，而非帮助他们——无论是对他们的幸福感，还是成功。自尊运动经常说：要经常赞美别人，赞美孩子。是的，这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懂得如何赞美。——有多少人了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Carol Dweck的研究？你们在这几周内会了解到——很多好心的理想主义者都不了解这些，他们依然认为，提升自尊就要不加区别地赞扬，这最终造成的伤害大于帮助。
有多少心理学家或干涉主义者，怀有好的意愿，同时又了解Albert Bandura关于自我效能感论（self-efficacy）的研究？要怎样培养？还不够，很多时候结果都是弊大于利。
有多少心理学家了解这个心理和生理的新领域？有多少人知道下面这个让人欣慰的案例——瑜伽练习比任何试过的干预措施都有效：犯人在监狱里练瑜伽，会降低他们的二次犯罪率，在狱中练过瑜伽的犯人，获释后较少会再进监狱。虽奇怪，但却是事实。
有多少人知道冥想能转换我们的大脑思维，使我们更容易感染到积极情绪，在面对痛苦时更坚强？多少人知道，每周三次体育锻炼，每次三十分钟，与最强劲的精神药物有同样的效果？多少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规定病人，“每周跑步锻炼三次，早上来见我？”
还不够。这需要实际与理想主义相结合。在解决冲突时，大多数人好心想要解决冲突，于是让人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以为这样然后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我们有一个1954年的研究显示了这个方法的失效。这个研究中，Muzafer Sherif揭示了接触假说——也就是让人们彼此交谈的方法——并不起作用，很多时候反而让情况更糟，使冲突进一步恶化。因为人们只是聚在一起进行商谈和接触还不够。你需要的是——这里引用Muzafer Sherif的话，后来由Elliot Aronson详细阐述——你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一个得集体实现的目标，你自己一人做不来的，由一个内部有冲突的小组来实现，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解决冲突。而不仅仅是让人们聚在一起而已。
你们可能会意识到，这些跟我的家乡（以色列）离的很近。在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中，双方都有很多人想结束战争，美国也有很多人想结束它，他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房间里吧，无论是在戴维营，奥斯陆或埃及，让他们交谈，解决他们的冲突和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生活。”那样会发生什么事呢？局势会恶化。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了，而Muzafer Sherif在1954年就证明了接触假设——只让人们一起交谈——最可能的结果是引起更多冲突。
有很多人都试图解决冲突，不只在中东，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情况。人们都心存好意，但往往在不经意间使事情变得更糟。理想主义和善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理论结合实践。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有时研究所得并不一定是好消息。如果仅仅是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冲突就结束了，那事情就简单容易得多；如果我们要培养孩子自尊，仅仅通过多一些赞美，告诉他们他们有多棒，事情就容易得多。这样感觉很好，但从长远来看，仅仅这样做并没有帮助，只是容易而已。研究带来的坏消息是：只是接触还不够，只是赞扬还不够，还必须做些其他什么。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简单的做法，不自觉地忽视研究所得的坏结果，使事情变得更糟。虽然跟随自己的感觉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同时注重感觉和思维。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航空工程师在早上醒来，说：“万有引力，真的带给我很多麻烦，如果没有万有引力，事情就易办多了，航空设备也不用这么麻烦”。然后他决定不考虑万有引力设计飞机，他会设计出怎样一架飞机呢？肯定会失败。航空工程师必定要考虑到现实，现实就是万有引力的存在，我们得接受现实。同样，研究显示的结果就是现实：有哪些现象，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我们需要遵循现实，考虑现实。能否搭起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取决于我们自己。在哈佛你们会有32种专业，各自的课程有不同的主题，你要将这些知识一一吸收并应用，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当然如果是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就会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更容易理解。重点是，你要负起责任，因为没人会来帮你。
第二前提，作为一个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它的基础必须是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因为如果从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来说，改变都是不可能的，那我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在这里？倒不如做个享乐主义者，尽情享受生活。你们可能会说，好吧，改变是有可能的，我相信这一点，但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它作为课程的基本前提，而不是“改变是虚幻的？”
首先在心理学上，改变是有可能的，这点十分重要。下面我用一项研究来说明：明尼苏达州的双胞胎研究。这是一个在心理学领域非常有名的研究，是两个杰出的心理学家Lykken和Tellegen做的，研究的是关于基因的重要性——与后天教育相比，它对性格的影响多大？要如何测试呢？答案是同卵双胞胎，他们拥有相同的基因谱，研究那些被分开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即可。因为如果他们由相同的父母抚养，人们会说，“他们这么相似，是因为有同样的成长环境，同样的外表，上一样的学校，有同样的父母，等等”。而如果你能找到出生时就分开了的同卵双胞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现实中能找到这种人，学者们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时甚至在不同的洲长大。
他们对这些双胞胎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这些双胞胎极其相似，有时相似之处非常惊人。像有一组双胞胎，他们娶了名字相同的妻子，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长大，直到37岁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娶了相似的妻子，喝同一种啤酒，为自己的孩子取相同的名字……有些相似之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也有例外，但也只有很少的例外。让心理学家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个性非常相似。让积极心理学学者——研究幸福和快乐的人——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双胞胎的幸福和快乐水平非常相似，即使他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Lykken和Tellegen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篇在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论文题为“幸福是一种随机现象”。论文用以下这句话作结尾，“想变得更快乐，和想变高一样徒劳，只会适得其反”。这句话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非常不快（我等下会说）。事实上这是句非常有影响力的名言，曾被登上《纽约时报》，他们也在电视上说过这话，受访时也说过。
问题来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如果这就是研究的结果，一项严谨的研究，而不是马马虎虎的轻松的研究的结果。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对它的回应是：简单来说，改变是可能的。先别盲目相信我的话，下面我来详细阐述。有证据显示，人们的确是会改变的。我们有研究显示，经常接受治疗的人会容易改变。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因遇到一个特别的句子——读到或听到它——这句话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看了某本书，或是有某种快乐或者痛苦的经历也有类似的效果。有个概念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还有一种概念叫做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人们的快乐水平会上下变化，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有可靠证据显示，并非每一个人的幸福水平都取决于基因。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基因很重要，影响甚多——探讨改变的时候我们再谈这问题——但还有其他因素和基因一样重要。当Lykken和Tellegen概括出 “变化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时，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我称之为“平均的错误”（the error of the average）。平均而言，当研究这40或50组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时，大体看来他们是一样的。然而，单独看来则不一样。因为，虽然他们大多数是非常相似的，但并不是全部都一样。
这让我想起一个统计学笑话：在一个平均水深为10英寸的游泳池里，谁会被淹死？只知道平均值，并不能知道游泳池的具体水深，因为它平均10英寸深的话，或许它某些区域有20英尺深，如果它是一个大水池的话。同样，当你平均地看这些双胞胎，大体来说他们都极其相似，但也有少数的异常值。很多时候，这个异常值，这些差异最有趣，因为他们不只延伸了我们的想象，还让我们能理解在怎样的时间和地点有可能产生变化。当我们看到了例外——无论是在Lykken和Tellegen的研究，还是别的出现了例外的研究——当发现不是所有的双胞胎都一样，问题已不再是改变是否有可能，而是怎样实现这种改变。例外证实了这个结论。认为“改变是不可能”的研究是有害的。
设想一个8岁的女孩，她很忧伤，然后在杂志上读到那个研究，研究告诉她，基本上你的基因决定了一切，你与生俱来的一切，将伴随你终生。她只会更忧伤，她只有8岁，但会觉得非常焦虑与痛苦。她就会想，“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我生来不幸”。那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她的不快乐会持续，甚至由于这研究让她比以前更不快乐了，因为现在她简直是绝望了。
改变是可能的。你们知道我经常会说：我是教积极心理学的最佳人选。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生来就有“快乐基因”。从遗传学上讲，我天生就比较容易焦虑，容易得抑郁症，这是经过测试证实的，在后面的课程上我们会谈到。我之所以研究积极心理学，探索心理学领域，正如我第一节课时提到的，是因为我不快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很多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正是这些研究让我变得更快乐。所以个人层面上是有可能变得更快乐的。现在的我比前的我更快乐，我希望后的我，比今天的我更快乐，这是个终身的过程。改变是有可能的，很多人证实了这一点。而那些认为这不可能的人，他们用科学来争论，很多时候，这样做对这一领域只有阻碍而毫无帮助作用。最近Lykken和Tellegen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谈“快乐”这个问题，下面是他们说的几句话。这是。Lykken说，“我作了一个愚蠢的声明，显然，我们能改变快乐水平，变得更高或更低”。他们背弃了原来的声明，这个声明曾经轰动一时。改变当然是可能的。
那么，我们怎样做更负责任的研究，怎样杜绝研究产生坏影响？同时，研究必须是真实的，我们并不是要“发明”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查明事实，现实中真正发生了的事实。
首先，我认为在健康研究方面，“研究重点也要放在可行的东西上面”，这是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问题。第二，我认为，除了要研究可行的方法，还要研究最优秀的个体。为什么说是“最优秀的个体”呢？
我们不止要研究人们因何快乐，不止要研究快乐的人，不止要研究快乐良好的爱情。让我们研究最快乐的人，让我们研究最成功的爱情，从中学习借鉴。这是个与研究“平均”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想说的是，不要研究平均，去研究快乐指数最高的5%的人，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这就是Abraham Maslow提出的“成长尖端统计学”（growing-tip statistics）。以下这话引自他的书：
“设计出这类调研是为了改变我们对统计的观念，尤其是对抽样调查的看法。我非常支持我所谓的‘成长尖端统计学’这个概念。它来自以下的研究发现：最优秀的基因表达会在幼苗的成长尖端出现（即生物学上的顶端优势）。”
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圣人，非凡的人，这样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潜能。让我再引述更长一些，这段话非常重要，也是我作这个研究的原因：
“如果想知道人类最快能跑多快，那从好的样本中测出平均数是没用的，而应该收集田径类奥运冠军的信息，看他们能跑多快。如果想知道心灵成长的可能性，人类价值增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我认为，我们可以研究最道德或圣洁的人。整体来说，我认为人类历史是人性以各种方式被贱卖的过程的一个记录（human history is a record of the ways in which human nature has been sold short）。人性的潜在极限实际上一直被低估了。显然，我们平常称之为‘正常’的东西，在心理学上实际上是种大众精神病理（a psychopathology of the average），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又广泛传播，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它。”
你们明白他话里的含义吗？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不要只研究为什么大多数人失败，让我们也研究为什么有些人尽管条件恶劣也能成功”。不要只研究整体——整体看来的话，人是不能改变的；让我们来研究改变了的人，真的改变了自身生活和身边其他人生活的人。这是个激进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我们自身来说，这也是个激进的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研究平均水平，那就只会看到平均的结果，只看到几何形状，而完全忽略了汽车上的孩子。很多时候，最紧迫的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些“特例”上，就在汽车上的孩子身上。
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在听到这些话时感到不舒服吗？说真的，当我谈到“让我们集中精力研究最优秀的个体，圣人，非凡的人”时，我觉得不大舒服。你们有些人应该也有这感觉，因为这不就是精英主义（elitist）吗？我们不是应该去研究普罗大众吗？因为我们关心的不只是精英，我们关心的是普罗大众。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
首先，它不是排除了普罗大众。就像积极心理学不是说“排除不可行的事，排除病理研究”，同样的，成长尖端统计学不是提倡“我们别研究大众了”，它提倡的是“也去研究最优秀的个体”。因此在这问题上无须计较研究对象是不是精英。第二点，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最优秀的个体，能让每个人从中受益，而所谓的“大众”，在这种研究中，大众比精英受益更多。为什么呢？
例如，对适应力的研究，我们本可以继续研究“平均受危人群”，就像几十年、几百年来做的那样。然而事实证明进展甚微。只有当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最优秀”的个体，成功的孩子，那些“超级”孩子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如何帮助到整体。只要将心理韧性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受益良多。这就是一个成长尖端统计学的研究实例。那关于冥想的研究呢？如果我想研究冥想，是不是可以在哈佛大二学生里随机抽样来研究冥想？还是去西藏的山顶，研究冥想了几十年的人？毫无疑问我该去研究他们。的确有心理学家这样做过，他们研究了冥想者的大脑，通过研究说明他们的大脑是如何通过冥想发生转变的。像心理学家Jon Kabat Zinn，Richard Davidson和Herbert Benson，他们可以从这些最优秀的个体中得出经验，并应用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所以，我现在每天冥想15或20分钟，从中受益良多；千千万万的“普罗大众”，因对最优秀的个体的研究而受惠。那爱情呢？你能想象，对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恋爱关系进行研究，并求平均值吗？人类史上的平均恋爱关系是指什么？人类史上的平均恋爱关系，其中之一是女人是被压制的一方。如果我们只研究这种恋爱关系，是否有帮助？
答案是否定的。当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人，研究了他自身的恋爱关系——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研究过后他发现所有恋爱关系都有改变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他写了一本以女性为主导地位的书。这本书是19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是女权运动和平等运动的导火线。如果他只研究普通的恋爱关系呢？那样对人际关系有帮助吗？完全没有。那教学呢？要了解如何教学，你想怎样做？研究平均水平的教师还是研究Marva Collins，然后将Marva Collins的经验应用到所有老师身上？当着眼于研究最优秀的人体时，每个人都得益，这就是为什么Maslow说人性和人的潜能被低估了——当我们只研究平均水平。
这也是关于研究我们个人的最佳，而不只是研究其他人的。因为当研究我们的最开心，最成功，恋爱关系最佳时的状态，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并应用到将来。当我们研究平均水平，我们只是在描述日常生活；当我们研究自己最好的东西时，我们会在潜意识里在学习。Maslow说：“虽然他们人数少，但我们从对这些最优秀，最成熟的，心理最健康的个体的研究当中，以及从对大众的峰值体验的研究当中——此时他们达到了短暂的自我实现——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吸取这些经验，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是否有可能越来越多地体验它，而是：怎样去体验它。
好，我们讨论过改变自己，讨论过为什么成长尖端统计学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第二个重要理念。第一个重要理念是“研究可行的事”，第二个重要理念是“研究最优秀的个体”。但这是关乎个体的改变，那社会变革呢？最后我想介绍以下这项研究，心理学上最有名的研究：剑桥-萨默维尔青年学习心理学（Cambridge-Somerville Youth Study psychology）。这项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由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同进行，这些人拥有最高的思维：心理学思维，哲学思维，心理医生，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让我们做一个劳斯莱斯计划吧”，“这是能想到的最佳干预方案”。他们没有金钱方面的限制，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他们从受危人群中选了250名孩子。干预不是快速修复，不是能一夜改变的。他们实行五年干预，他们所做的是，工作人员每月两次探访受试者，帮助他们处理家庭中的冲突，以及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他们中有一半人得到了学院的辅导，只要有需要，就能得到学术帮助，精神科医生也是，谁有需要，医生都随时候命。你可尽情利用这些资源，无论你需要什么，这些精英都能满足你。他们加入了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或其他的青年运动，获益良多。从这些经历可看出来，他们得到了一切，这简直是个人人梦寐以求的干预，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今天也是，心理学家做梦也会梦到这些。这项研究就是这样进行的，调查结果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随机分派项目，有另外250个孩子，他们什么也没得到，也列为了研究对象，就像受到“五年干预”的孩子一样。
接下来是40年的追踪调查。这调查不只是今天，明天或五年内的事，而是研究了他们的大半生。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研究，这是严谨的干预，其结果令人震惊。即使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人——无论是心理健康学者，哲学家，心理学家，教授还是精神科医生——都说这是最佳，最高效的研究方案，但当他们看到原始的样本数据，调研结果让他们震惊：
少年犯罪，对照组与干预组没有区别：超过三分之一有案底，超过20%犯轻罪无案底，在少年犯罪方面两组并无差异。成人后的犯罪率，同样没有区别：20%以上的犯罪率，无论是对财产或对人所犯的罪。在这两组之间，样本规模相同的两组间，并无差异。其他测量数据显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组没有区别。终于他们发现，在酗酒方面两组有显著差异——酗酒人数有差异；工作地位有差异——成为白领的人数两组有差异。所以至少还是有成果的，至少发现了几点显著的结果。当发现这几个差异时，那很棒对吧？其实不尽然，因为这些研究结果与预想的刚好相反。这项研究实际表明，干预组的酒鬼数量，比对照组更多；相较干预组而言，对照组有更多人在工作上表现出色。
换而言之，干预弊大于利！理想主义，良好意愿，钱财，都是不切实际的。很多关注这项研究的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心理学史上很少有如此重要的研究——他们认为“社会变革应该是不可能的”。是吗？首先，例外是存在的，我们中也有例外，这证实了规则——的确存在真正可行的方案。无论是Karen Reivich的研究，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Martin Seligman的“适应力计划”，都是可行的方案。Marva Collins则肯定是个例外，她显示了干预是如何起作用的。想想以下这个有趣的问题：Marva所做的事与那项研究的区别，她没有给学生权利意识，她赞扬他们，给他们严厉的爱，而不是免费的午餐，她没有按需要来将他们分类——那项研究大概是根据需要来划分孩子的。
但研究这些例外的关键是让大家坐在一起，说“什么是可行的？我们研究最好的吧，研究可行的事，将它应用到生活中”。让我们把这思想传播出去，让我们根据Maslow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来行事。他认为，类似“曼哈顿计划”这样的工程反击了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这不仅是对心理学，而且对所有具有历史紧迫感的人类难题都有借鉴意义。曼哈顿计划中，他们创造了原子弹——无论你是否同意这计划——积极地说，他们汇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奥本海默，基拉特，费米费曼，波尔，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拯救自由世界。无论你是否同意这计划，积极来说，它都是最伟大的计划，聚集起了最优秀的人才，这就是Maslow建议心理学家该做的事，同时也是积极心理学的目标：让全世界的人们思考这些问题，那些实际的理想主义者，那些研究可行的方法、研究最好的个体的人，他们会带来改变。
下周再见。
哈佛积极心理学第一讲：什么是积极心理学 第二讲：为什么要学习积极心理学 第三讲：幸福是一种随机现象吗——关于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