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念群
延边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天池的秀色，满大街的烤肉飘香，而是街上用朝鲜文书写的店铺招牌总是那么金光亮眼，硕大招摇，汉文店名一般都缩小一号挂在朝鲜文下面，一路沿街望去，才感觉真的进入朝鲜族地界了。来到延边大学交流，发现这里的老师大多是朝鲜族出身，早知朝鲜族同志豪爽好饮，白天除了正襟危坐研讨学术，晚上免不了有些私下放纵的交谈。不久一位管科研的干部来访，这小哥普通话说得标准纯正，完全看不出朝鲜族人的模样。喝到酒酣耳热，我挑起了一个敏感话题，试探问了一句：你到底把自己当朝鲜人还是中国人？小哥眼睛喝得有点红，他说实话告诉你，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公民”，但我不喜欢“中华民族”这个称呼。我颇感意外，急问这是何故？他解释说，中国是个大国，做大国公民比作一个国土狭小国家的国民感觉要好，但“中华民族”这个说法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色彩，骨子里还是你们汉人说了算，我们表面不便反对，心里还是不服。
这段酒后真言让我感到吃惊，又觉有点匪夷所思，原来在一个非汉人朋友眼里，做一个“中国公民”和做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竟然不是一回事！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一直鼓吹要把“个人”从家庭中剥离出来，训练成一个合法“国民”。在中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国家“公民”，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就像每天要刷牙洗脸一样，根本无须提醒。可是人们很少想过，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各民族，还面临一层文化身份如何安置的问题。“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从汉人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希望倚靠国家力量凝聚各民族的认同感。
据说“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梁任公先生发明的，当年任公觉得大清子民全都只顾家，不顾“国”，希望各民族都能在国家名义下讨个好生活，当个好“国民”，没想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建立现代“国家”无疑是一句响亮的政治动员口号，各民族地位如何均衡安置却是一个让人伤透脑筋的难题。因为“国家”和“民族”这两个词的意思是拧着劲的，把它们硬绑在一起就像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以后不断为此爆发争执。尤其在抗战时期，日寇大兵压境，日本人打着鼓励民族自觉的旗号，极力挑动中国境内各民族摆脱中央的统治，实现各自独立。这迫使中国学者对非汉人民族自觉意识的动向格外敏感，谁要是胆敢提出各民族是否拥有自立的权利就跟谁急眉瞪眼。
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一封傅斯年给顾颉刚的信被公开之后，傅氏在信中写道，我们以后要尽量避免使用“边疆”“民族”这类名词，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义，证明夷汉是一家，就像咱们这辈，北方人谁敢保证没有胡人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没有百粤苗黎血统？顾颉刚接信后率先鼓掌赞同，他立刻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大发议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并说从今以后大家要留神使用“民族”二字，强调“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读到这段话，我们大致可以清楚延边大学的朝鲜族朋友到底担心什么了，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刻，非汉人民族如何自处不应在考虑范围之内，必须无条件服从“抗战”这个最迫切的政治目标。顾颉刚担心，如果承认各民族存在着自身的文化特性，岂不是要引发民族自决和独立的狂潮，一不留神就让那些对中国领土垂涎欲滴的帝国主义殖民分子钻了空子。
当时正在云南做少数民族田野调查的学者费孝通与顾颉刚的想法恰好相反，他认为中国是包含多民族的国家，在文化、语言和体质上分歧较大，尽管存在混合情况，但这种混合不一定要用政治统一做借口，应该更多地站在非汉人民族的立场上考虑他们自身的处境和要求，这样做并不妨碍全国统一的大局。现在看来，费孝通的意见在学术上并无可议之处，在抗战大局下却明显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招致傅斯年一通声色俱厉的痛批，他甚至上纲上线，暗示费孝通有充当“汉奸”的嫌疑，如下面一段口诛笔伐的措辞似已越过了学术批评的底线：“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加之以消极的抵抗。”这可是极为严重的诛心之论，傅斯年认定费孝通受老师吴文藻的唆使，痛骂此辈包藏祸心，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的牙慧，受西人蛊惑，想在此扬名出头。他写信向上峰告状，逼使吴文藻丢掉了云南大学的工作，傅斯年对同僚如此赶尽杀绝的做法，明显是借政治之名干预正常的学术讨论。
▲顾颉刚与傅斯年
冷静想来，两边吵架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民国初年仍是个难以确定的概念。因为要明了“中华民族”是何意，就必须清楚它的疆域到底有多大，民族有几何，即使到了晚清革命阶段，这还是笔糊涂账！为了反满，革命党人心里的“中国”原来只有明朝地界那么大，蒙古、西藏和新疆都被割舍掉了，这个中国地图似乎只是汉人心目中的天下，被革命党咒骂的“反动分子”立宪派倒是建议满汉蒙藏回五族合一，才有点各民族团结的雏形模样。“中华民族”就在这虚虚实实的不同想象中被慢慢构造出来。
这场争论的主角顾颉刚发明了“古史辨”，间接证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具有虚构色彩。顾颉刚一直受“五四”打倒孔家店思潮的影响，专挑史书造伪的毛病，觉得上古历史全属伪托，三皇五帝尽是编造出的假人，就像子虚乌有的人头马面。最著名的考证就是大禹是条虫子。然而有学者考证说，远在四川西藏边缘的羌族却早把大禹奉为祖先，还虚构说他拯救过汉人。羌人的另一个祖先周仓是个愚笨之人，老受汉人欺负。另一个戏曲人物“女汉子”樊梨花却哭着喊着要嫁给汉人，这些交织错杂的故事传说，没一个能证明是真实的，展示的却是羌人与汉人交往的一段历史记忆。所以纸面上对祖先的记载未必是真，但对共同记忆的传承却体现出历史延续的真实过程。我们大可不必总是迂腐地纠缠于某个人物或某段历史到底是真是假，而应去认真考究某段历史到底在自己身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各民族的历史往往就反复缠绕在各种实与虚之间，相互重叠借鉴，各自彰显着魅力。
很难想象，所有的祖先故事都源起于真人真事，各民族聚居在一起大致取决于两个动机，一是自尊心，二是利益驱动。有时，利益比自尊心更具诱惑力。台湾学者王明珂就提到羌族中有“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在一些华夏边缘地区，到底谁是“汉人”谁是“非汉人”本来就模糊不清。清末民初，四川北川羌人（就是二○○八年发生大地震的地界）认为自己是从湖广移来的汉人，他们通过祭祀大禹攀附汉人祖先，把上游村寨的人群都鄙视成“蛮子”，与此同时，这些辱骂上游“蛮子”的所谓“汉人”群落，同样被下游城镇的人当成“蛮子”咒骂，形成了“一截骂一截”的传统风习。羌人相互谩骂显然是想攀附汉人文化确立自身优越感。在这里，自尊心起着关键的作用，民族的历史也被尽量书写成了与汉人相关的历史。
如果换个时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当年搞民族识别运动，羌族被辨认出来还挺费劲，大家好像都不愿意把自己划归到野蛮落后的非汉人种族。改革开放以后，羌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非汉人身份能获取更多的利益，例如高考比汉人考生能多加分或优先得到各种物质配给，在政府公职、观光开发建设项目经费、生育指标与子女就学机会等方面都有特殊优惠政策，他们又会自动要求回归辨识出来的民族身份。在新的政策导向下，“少数民族”与“传统文化”这类标签霎时变成了聚宝盆和保护伞，可以成功地规避风险。在现实利益驱动下，人们开始纷纷编造出自己民族的祖先传承故事，用来证明自古就和汉人大有区别，包括饮食、舞蹈、宗教和服装等民俗都被重新打造出来。那些更现代的城镇与较落后的村寨相比貌似具有更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因为他们常常直接面对学生入学比例名额分配这类敏感问题，身处少数民族资源争夺战的最前线。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自尊心往往要让位给利益的追求与配置，有点令人尴尬的是，对民族身份感的确认恰恰需要通过汉语表达和书写才能实现。这个过程密集发生在明清时期，那时的汉人把边缘民族看作“野人”，这些族人为了摆脱野蛮形象不断模仿汉人文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完成之后，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价值仍然缺少自信，不得不请受过汉语训练的本族知识分子出来代言，因为只有这些知识分子才了解如何按照国家的意愿区分各民族的边界，进而有效识别自己的身份。同时，这些本族知识分子还需要知道，在承担着恢复民族自尊，振兴自身文化的责任时，如何把本民族的需要与国家的宏大意愿有效联系起来。说白了，这套平衡术是个很劳累的技术活儿，不是人人都能干得了的。
要玩好这套平衡术并不容易，少数族群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招牌，的确有利于强化民族自尊心，只不过荒蛮落后的过去总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时投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造成心理压抑和自卑感，这也是他们对汉人价值观的有意模仿所致。比如汉人自己不穿民族服装，却喜欢看到少数民族穿着鲜艳的服饰载歌载舞，他们希望少数族群的风俗习惯与自己区别越大越好，最好变成两个物种才觉心甘，以满足君临野人之上的优越感，这绝对是观赏野蛮遗留物的阴暗心理在起作用。一些受过汉化教育的羌族知识分子并不愿意穿着民族服饰见人，却又为村寨中那些坚持身着羌族服装的人群感到自豪，觉得他们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风韵。在羌族村寨中，男人也已不屑穿戴民族服装，却愿意看到妇女满身披挂着古老的衣饰走来走去，由此感到一种视觉上的满足，村寨女性好像应该理所当然地承担文化传承的任务。这无疑折射出男人才有资格在外面闯荡见世面，女人只能在家当活文物的扭曲心态。
近几年不时出现争夺名人出生地的新闻，据说李白到底是韩国人还是哈萨克斯坦人已在被煞有其事地讨论着，唯独和他的中国故里四川绵阳没什么关系。还有传说日语和羌语发音相近，一些日本人有意跑到北川羌人那里认祖归宗，有人还无聊到证明日人与苗族、景颇、纳西等族都能攀扯上亲戚关系，这倒是让国人平添了一份自尊心，原来小日本祖宗不过是些四川“蛮夷”之流出身，其实羌人心里真正想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和日本人直接做上生意。这类奇葩新闻几乎每天充斥报纸网络，早已见怪不怪，说明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历史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背后都有特定文化和利益关系做支撑，历史真正有趣的地方不一定在于它是否真实，也许如何辨析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讲述这段历史才更加重要。如果有些历史写手吹牛说自己写出的历史真实得要命，你可千万不要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