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斗云一下写出如此长之洋洋巨笔，似乎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一贴论点许多我所同意，所列举之历史事件也基本可考。至于立足于同一历史事件而不同人可能会得出不同之结论，那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我尤其同意你说的国家政策之决定要以国家实力作为基本前提这一提法。我对目下国家的外交政策，还是以为必要坚持邓公之“韬光养晦、决不出头”这样的方略。目下外交，确实有被一些狭隘的而短视的民族主义所激发推进脑袋发胀不知所已之倾向，实在堪忧！
关于宋一世之问题，很有意思。但即便譬如一个兵制，据我所知，本世纪最大的两个历史学家，钱宾四和陈寅恪，他们的意见就颇相左。我个人以为，陈寅老史学专攻偏重于隋唐，而钱宾四则似乎大而杂；陈寅老是真正的史家，立论极为谨慎；而钱宾四则好象有些不尽是史家了。不过我对宋之问题，可能受老钱影响颇多一些。
现在手头并无宋史之书，还是一切凭借记忆，倘有错漏之处还望直接指出，以免以讹传讹。而况你这一贴所及历史阶段颇多，问题也是很多很广。所以还是单刀直入，只有选择地讨论几个问题。而且是随读随点。
筋斗云说：“澶渊之盟仅从当时角度上讲是很正确的政治手段，北宋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因为因之而来的和平。”
澶渊之盟之结，似乎已是人家兵临城下，不得不如此。真宗所以那时居然那么自信而要御驾亲征，似乎寇准（其时是开封市长，相当于陈希同？）
还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寇由此而为后世所诟病，以为他其实还是一个浮夸之人。我以为，澶渊之盟实在是不得以，在技术上讲，是正确的；但在长期战略上讲，是不是合适的？我看不尽然。这个草率之决定虽然确实由此换来后来百二十年之边境无大事，却也是把问题遗留下来并越积越大。所谓百二十年无事，另一个原因是辽自身已经无暇南顾，但北宋从此对北狄心有余悸，大抵也有那一次种下后遗症。而由此次盟约所引致的有宋一朝外交政策的大调整，却更是一个大病。
南宋有兵四十万，是不是个准确的数据？有宋一朝记得兵还是越来越多，最盛时有百多万。不过这个不确。
关于赵构“召回岳飞更大的原因是他认为南宋军队进攻不足，守成有余的”，确实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这么认为，因为赵构总的还不是一个特蠢的皇帝。但记得钱宾四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不同分析。就是认为这里赵构个人私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召回并杀死岳飞的最大后果，是从此南宋再无北顾之力。倘若说北宋一世各朝心尚存有一念北向直捣黄龙收复失地的话，自此之后，甚至就连这样的梦也没得作了。我认为导致宋朝不得不作大的外交内政战略调整的，一算是檀渊之盟，二便是这次的和议。
这两次我以为是最终导致宋亡国的在外交上的最大的失误。若要防守，少一岳飞无所谓；但若要收复失地并使北向保留有攻击性之收复失地，则杀一岳飞从此便无此可能－－倒不是岳飞一人如何重要，而是由此导致根本的政策上的改变，已经无可扭转。
迎回二帝之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能否有力量复辟，而是对赵构来说，就构成了其王朝正统的冲击。这个问题我以为是决绝不可小看的。他们便算是暗弱，一旦回来，怎么一个名号安排，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历代帝位交替的一个大的潜在问题，算是一件家里丑事，历来为桓甚多。在历史上。永乐帝之杀方孝儒，夷十族，可见一斑。
筋斗云说：“明朝在军制上也想学习宋朝，宋朝是‘杯酒释兵权’，明朝是朱元璋将他们全杀光了。天下的法子可惜都是只有第一次灵，第二次用就有对策了。”
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并留下祖训后世不得杀读书人，虽然看似成功，其实也就埋伏下了有宋一世的最大问题。宋一世是历史上大朝代中最为暗弱无能的一个，似乎已是史家定论。太祖之重文轻武，可谓是最重要之原因。说他的法子灵，是值得商榷的。而说朱元障学宋兵制，我一以为也是有问题。朱是极端精明之人，深知汉唐宋亡国之根由之一，汉在外戚之乱，唐在藩镇，宋在中央集权过盛地方无兵无力量自保。综合此三朝特点，他的解决办法，是派皇族到各地要塞笃守，此既可以免除外姓威胁又可使得皇权承继没大的问题－－当然他是断没想到他的这个构思就被他的四子成祖给破坏了，同时散天下之兵于天下，既可不对京都构成威胁，也可使全国各重要防备部门都能有力量自保，并相互形成呼应。以此看，我以为明太祖之策略是不同并高于宋太祖的。
惜乎人算不如天算，太祖便算是费心积虑为子孙考虑，修大明律，定帝王规准，却不料到了他儿子就一切完蛋了。而且明太祖之办法要能实施，还需要有个前提，就是皇帝必须极为精明强干。可成祖之后，终明一世皇帝是一个比一个笨蛋，结果终明一世受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困扰甚，就是宦官－－须知太祖可是明文规定宦官内臣不得干政的！结果到了思宗由检那，再无回天之力而只好吊死。天乎？人乎？
筋斗云说：“我的看法是中国实力或许可战胜台湾，但是如果导致美国的与，中国会失败的。”
谈到这里，我就不敢苟同了。应该说，对于台湾，我至今为止尚是个十分坚定的和平统一支持者。但倒不是什么怕美国人干预，而是兄弟相残，兵戎相见，不过是让别人坐收渔利而已。但如果是因为要怕美国人干预于是就不敢言打，那这样就不仅仅是个所谓屈辱之问题了，而且我认为也将是外交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心态。对于小国而言，或许可以靠不得罪大国以其施舍可怜而赢得苟存，对于大国，从历史上看，没这个可能。宋之亡国，是不是晚宋就绝对没有力量和辽金相抗呢？我看不然。但倘若心有恐惧，自以为矮人一截，则无余的兵未举而气已输了。气输了，仗还怎么打？而既然人家知道你打都不敢打，自然就更加放纵，更加胆大，于是形成正反馈，最终由此导致亡国灭家的，不在少。国衰之世，岂有安民？覆巢之下，断无完卵。
台湾究竟是打还是不打，究竟靠不靠武力解决，这首先是大陆和台湾之间双方的问题，我从这个双方利益而得出和为贵，而不是因为惧怕美国。一人之立于世，虽然决不能有匹夫之勇，要有智慧，但智慧之外，胆子必先要大。个人如此，一国亦然。当然这不等于不考虑美国甚至日本乃至东南亚周边国家的介入及反应问题，但这是外交之伐谋。而中国倘若甚至连维护国土完整之决心与信心都没有，则国家破亡，总是一个十分显明的潜在可能。不提南宋，便是清末之乱也是殷鉴未远。此一点我以为谈国事者不可不察。
CG，2/15/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