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华……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
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五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
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
结果，中央工作会议变成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
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212人。
11月10日，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农业问题，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是，同时他又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等等，这怎么能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呢?
陈云仗义执言
华国锋致开幕词之后，在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在发言中大胆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12日，陈云在东北组“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是我在延安任中组部长(1937年11月)以前做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当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该给予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当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市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
陈云的发言立即得到多数同志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的心里不舒畅。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她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
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
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问题应当搞清楚。
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他还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陈云紧接着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许多与会同志还要求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根据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说：当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提出“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过去多次议论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决定：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老党员，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做法。
九、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十、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五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
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
……
华国锋作检讨
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某代表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说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
他说：现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新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等。他说：“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真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做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
“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代表们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位代表的发言之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同志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旗帜鲜明。
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2月8日，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13日，汪东兴又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作了书面检查。
检查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汪东兴表示要在今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
华国锋说，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虽然是应当注意的，但应当如何制止也没讲清楚。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
华国锋、汪东兴作检查是很勉强的，但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实践标准获得了胜利，“两个凡是”失败了。
让大家放开说话
根据会议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以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解放思想。
在这一精神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英明的、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提法值得研究，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说：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放在中心，不能有其他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
有人指出：从1965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强盛不起来。
还有的同志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与会的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他们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今后不要再这样提。
与会同志认为，在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后不能再这样提。至于说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能说服人。还有就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也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因此，一些与会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叶剑英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陈云就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五、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人事问题。会议六个大组向中央建议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陈云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应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要求增选黄克诚等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本文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 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