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2月2日上午,北京,紫禁城,太和殿,一场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即将举行。
坐在龙椅上的一个三岁模样的娃娃眼前这一群老头子高呼“万岁”,顿时极度害怕,放声哭喊:“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
一个年轻人急忙上前哄道:“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台下的王公大臣们心头不禁“咯噔”一下,顿感不祥。据说,这是新皇帝王位不稳的凶兆,是大清朝寿终正寝的预言!
不久,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这个哭闹的小孩儿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年轻人则是他的老爸——摄政王载沣。
载沣和溥仪(右立)
临危受命:年轻的载沣如何被慈禧选中?
作为奕譞之子,载沣那股子“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处世风格,最为慈禧老佛爷所欣赏。赴德一行,载沣可谓不辱使命,因此一举成名,不少国外媒体认为“醇亲王诚中国之贤王也”,“比之处深宫之内不知外情之诸王、贝勒等,其相去又何啻天渊哉”!国内民众也因此备受鼓舞,甚至有人写诗“从今一代撑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寄托了对载沣的殷切期望……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为慈禧所欣赏
载沣家世堪称显赫,老爸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慈禧昔日的身边红人醇亲王奕譞;二哥更牛,就是光绪皇帝载湉。这样说来,载沣一人身兼“皇孙”、“王子”和“御弟”三重角色,其身份之高贵可见一斑。不过侯门深似海,从来是非多,虽然老爸是亲王,哥哥是皇帝,但他们爷儿俩却过得并不幸福。一个终日谨小慎微,看着慈禧的眼色行事;一个整天哀声叹气,沦为太后掌中的傀儡玩物。正是父亲和哥哥的不幸,促使载沣自小便养成了谨慎谦逊、不露锋芒的个性。
慈禧
然而,慈禧却偏偏看中了这位低调的小侄子。载沣不满八岁的时候,慈禧就命他承袭醇亲王爵位。之后,载沣的地位更是以火箭般速度蹿升—1900年被授予内廷行走;次年晋升阅兵大臣、随扈大臣;1907年又进一步,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成为国家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之一;还没过一年的“实习期”,慈禧就又一道懿旨,让他转正为军机大臣。至此,载沣已是大清朝的第四把手,排在他前面的是老迈的慈禧、懦弱的光绪和昏聩的奕劻。而这一年(1908年),他才25岁。
慈禧为何单单看中载沣?按照载沣弟弟载涛的说法,“是因为她(即慈禧)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的从前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
载涛的这番分析不无道理,但只点出了一半的真相。论聪明才干,载沣的确不是皇族年轻一辈中最突出的,然而他那种沉稳内敛的个性,让慈禧依稀看到了老醇亲王奕譞的影子。要知道当年慈禧和奕 发动辛酉政变时,正是年仅21岁的奕譞,不动声色地突然出击,将肃顺等八大臣一网打尽,从而保证了慈禧后来长达47年的稳固统治。作为奕譞之子,载沣那股子“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处世风格,最为慈禧老佛爷所欣赏。
赴德一行,不辱使命,一举成名,众望所归
刚被慈禧重用不久,载沣便将个人能力展露无遗,证明自己既不是关系户,更不是软柿子。义和团运动期间,满族士兵在崇文门内枪杀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德国提出蛮横要求,即“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虽然洋人的要求过分,但是慈禧迫于无奈,只得命载沣去处理这丢人的差事。
太后有令,载沣自然要硬着头皮赴德谢罪。刚到目的地,不料德国政府又整出新花样,说既然中方是来谢罪的,就应该“德主坐见,醇王行三鞠躬礼”,“参赞入见者均叩首”。这分明是有意侮辱载沣使团。面对德方的蓄意挑衅,载沣一改平日的谦恭作风,态度强硬地告知德国官员:“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僵持了半个多月,在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声中,德方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中方“俱行鞠躬礼”。
赴德一行,载沣可谓不辱使命,因此一举成名,不少国外媒体认为“醇亲王诚中国之贤王也”,“比之处深宫之内不知外情之诸王、贝勒等,其相去又何啻天渊哉”!国内民众也因此备受鼓舞,甚至有人写诗“从今一代撑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寄托了对载沣的殷切期望。
看来,这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并非孬种,慈禧的选择似乎没错。
摄政三年,给予了大清颠覆性改变,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
载沣上位,最为快意之事,恐怕就是将袁世凯开缺,以解袁世凯出卖他哥哥光绪之恨。这仅仅只是家仇而已?未必。之前,载沣将两个弟弟安排为管理海军与陆军的大臣;之后,又成立“皇族内阁”——三种事实的逻辑实在清晰,恢复满人对政治的主导权。
王爷上任三把火,想恢复满人对政治的主导权,却激化了矛盾
载沣的第一把火便是修理恭亲王溥伟。
让年富力强且权力欲极强的溥伟参与朝政,无疑于引狼入室,万一他怀有异心,不但载沣性命难保,恐怕自己的宝贝儿子溥仪也会遭殃。所以溥仪登基后,载沣并没有给溥伟安排任何要职。他先是任命载涛、铁良等人为总司稽查宫廷门禁大臣,加强皇宫保卫工作,以防生变,继而联手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下发诏书:“摄政王代朕主持国政,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宫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
载沣剧照
短短不及百字的谕旨,已满含杀机。溥伟也只得知趣地退出这场权力角逐。不久,载沣顺水推舟,赐给溥伟一个禁烟大臣的闲差,供他打发时光。
第二把火——向权臣袁世凯开刀。
载沣同袁世凯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光绪倡导的戊戌变法,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而横遭夭折。光绪后半生凄惨的瀛台岁月也是“拜袁世凯的告密所赐”。况且,若想树立权威、巩固统治,就必须握有军权,而当时袁世凯统领北洋六镇,天下半数军队听命于他,所以不除掉袁世凯,载沣就不能独揽军政大权,便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旧仇新账一起算,袁世凯似乎凶多吉少。
既要夺权报仇,又不能引发政坛地震,多方掣肘,载沣也只能选择折中之举,让袁世凯“下岗待业”。虽然没有彻底铲除这一大毒瘤,但是毕竟让他消停了一段时间,载沣也算是对清末政局作出了一大贡献。
第三把火——处理叔嫂关系。
隆裕的能力不能和慈禧相提并论,却事事效仿慈禧,时不时过问朝政,要求载沣向她定期汇报工作,并煞有介事地指手画脚,给载沣下达“最高指示”。起初载沣碍于情面,尽量敷衍,后来隆裕越管越宽,居然开始私自决定军机大臣的任免。这下子可激怒了载沣,他决定“零容忍”,不再同嫂子周旋,径直搬出慈禧的那道懿旨,告诫隆裕:只有朝廷重大事件,太后才能出面商议,这些具体政务,不必烦劳大驾。虽然没有明说,但隆裕心知肚明,这是载沣劝她安守本分,不要越位。隆裕为人色厉内荏,一见载沣态度强硬起来,也就不再多管闲事了……[详细]
颁布《新订内阁官制》,组建“皇族内阁”
接手这个国家时,大厦将倾,内廷宗室矛盾,朝堂朋党纷争,外部列强凌辱。尤其是已开民智的地方诸侯和地方代表,天天叫嚷“立宪”、“速开国会”,请愿代表有的断指血书,有的要到北京“自焚”,真是闹得天翻地覆。到19,已是第三次请愿“开国会”了,有的代表们已经开始直接叫板,发出了这样的口号 “如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
5月8日,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改设责任内阁,下置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农工商、邮传、法、理藩等10部。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善耆、载泽、载洵、荫昌、溥伦、寿耆、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等为各部大臣。国务大臣共13名,其中满族占7名,汉族4名,蒙古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5名。军政大权为皇室贵族掌握,故称“皇族内阁”。
对“皇族内阁”的出台,立宪派的梁启超都愤懑至极,“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它的成立,表明清廷无意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反清革命。
输给了天意,却顺潮流逊位,让爱新觉罗家族全身而退。
一个生不逢时、注定悲剧的末代摄政王
载沣是真心希望改革的,而且表现出非常诚恳的姿态。1909年5月,这位26岁的摄政王,在一次答谢各国使节和日本亲王的皇家宴会上,与各国代表一一握手,极具亲和力。他希望各国支持自己的改革蓝图,献计献策。这种友善而开明的面貌是清代历届统治者中所罕有的。
当然,载沣推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当时局势鱼烂不已,问题丛生,所以改革宜缓不宜急。他先从整肃吏治、恢复经济、训练新军等方面着手,以期大清国能从沉疴中逐渐好转。不过,诸多举措显然已不能满足国人的胃口。倾向改良的士绅们不断上书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革命人士则不时发动暗杀、起义,星火已成燎原之势。载沣自然成为紫禁城里最为忙碌的人,一边同立宪派人掰手腕,希望放慢宪政进程,一边又与革命党人赛短跑,扑灭各地起义硝烟。
然而,一切注定都是徒劳,清朝已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摄政王所能改变的。
辛亥革命爆发,时局急转直下,袁世凯乘机强势复出,牢牢掌控了军政大权。形势逼人,载沣绝望了。1912月6日,他向隆裕太后交还摄政王的印章,请求下岗。
辞呈获准,载沣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看似一句自我安慰的话,背后其实隐含了太多的辛酸与不甘。也许因为年轻,载沣的政治经验欠缺,政治智慧不足,政治眼光有限,但是,过于严酷的现实根本没有给他完全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心里暗暗地埋怨:上天为何如此吝啬,只留给我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就是载沣,一个生不逢时、注定悲剧的末代摄政王。面对命运,他唯有无奈地投子认输。
孙中山周恩来盛赞载沣
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