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入中国是19世纪末。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注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燃起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中国人民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的面貌。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步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当中国清朝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历了工业革命，开始向世界扩张，并倚仗着“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继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通过这些野蛮的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特权，使中国沦为被恣意掠夺的对象。他们在中国建租界、开口岸，划分势力范围，操纵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的经济，把持中国的文化教育。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日益衰弱和落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封建制度加速衰朽，曾作为世界强国的清王朝，不仅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掠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而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帮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封建统治阶级运用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可能动摇封建基础的社会发展新因素，变本加厉地盘剥压榨农民，不顾一切地吮吸人民的血汗，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这其中既有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也有各阶层人士反对外来侵略掠夺、反对统治者剥削压迫的斗争、起义、风潮。其中有三次大的运动最有影响和最具有代表性，这就是1851年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19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和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然而，这些运动虽然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但是，这些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结束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辛亥革命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但奇怪的是，这些说起来那么动听，甚至在西方国家也取得过一些成效的东西，一旦硬搬到中国来，就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在国会竞选中取得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对国民的实际利益一无所补;正当热衷鼓吹西方“宪政民主”的宋教仁在幻想议会政治“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之时，却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惨死。民主共和，种瓜得豆，始料未及。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中国依然陷入黑暗之中。正如后来毛泽东深刻总结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积贫积弱，社会黑暗，严酷的现实促使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国家命运问题。19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强烈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尽管正处于艰苦创业时期，经历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重重磨难，却充满蓬勃生机，展示着新的希望。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混乱颓废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大幅下降，引起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怀疑。19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他给天津《益世报》写的第一篇通讯中说：“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他感悟到：“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19巴黎和会，中国人既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卖国无能，又看到了西方列强的伪善、蛮横和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拙劣表现，使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对走西方道路失望和怀疑。
这些，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了苏俄。除了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外，甚至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孙中山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一个时代潮流。
这个时代潮流，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展枝、散叶。那一时期，是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在中国思想界风云际会之时，大批留学生携西学而归，西方的各种主义、学说通过报纸、杂志、新学堂、社团等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经历了风云激荡和历史性选择，他们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选择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比较，甚至痛苦求索的过程。
蔡和森曾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刚到法国时，“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拼命“蛮看”，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他还搜集了重要小册子约百种，“猛看猛译”。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到198月，蔡和森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李维汉曾经回忆他留法初期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后来，读了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思想才发生很大变化，转而崇奉马列主义。
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从思想交锋来说，当时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三次有名的论战。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而不作实际研究为名，反对年轻人谈社会主义、走革命道路。按他后来说的，就是不要让人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予以反驳，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走革命道路。这场争论，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关于社会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围绕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展开了一场争论。张东荪、梁启超等发表文章，以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等为理由，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发展实业。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其言论，认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否则实业也不可能发展。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论争。争论的结果，使许多进步青年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三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当时无政府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同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驳，把一大批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三次论战发表的文章共计150多篇，参加论争者达90多人。针对反对者的各种诘难，社会主义者从学理上一一作了回答，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目的、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社会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家庭观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些论争把社会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极为强烈地震撼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背景下，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主张，走上了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些有着不同经历和背景的知识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识，也代表着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
特别值得后人景仰的是，先驱们一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就坚定不移、终生不悔。无论遭受何种不幸，无论是面对血腥屠杀、野蛮的酷刑，经受清贫的生活、艰险的斗争还是亲人的误会、革命队伍内部的委屈，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或者趋时行为，而是理性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对真理的追求!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当作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他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革命实践，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在他们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下，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提高，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也开始觉醒。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不断结合，19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的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可以套用的其他国家现成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也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认清中国的国情。他提出，中国革命要有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他在领导秋收起义并根据湖南省委要求准备攻打长沙等大城市失利后，果断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我们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逐步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上政治上不成熟，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实际的深刻认识，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盲目照抄照搬俄国经验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逐步走上顺利发展道路。
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我们党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科学地分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各阶级状况，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对象、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政策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关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思想，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思想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明确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指出我们党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就是要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以后，虽然受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影响，我们党在处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问题上出现过偏差，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始终强调党的这个奋斗目标。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科学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他形象地把二者比喻为文章的上下篇，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相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就领导权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二是就革命前途来说，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三是就所属世界革命范畴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它已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任务和性质来说，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突出特点，决定了它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坚持这个根本方向上，我们党从来没有因为一个时期环境的变化或一个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含糊或动摇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发言指出：“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他还说：“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又一次面临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围绕这一关系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思想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富强、自由的新中国;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党派则主张介于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早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授意陶希圣写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宣称“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将来中国的命运也是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着意渲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理论，并且动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政治手段，为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和法理依据。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和舆论攻势，《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陆续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以及《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一大批文章和社论，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和独裁统治进行了全面揭露、有力抨击，向全国人民宣示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建立联合政府、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才是中国走向光明的大道。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他鲜明地提出：“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他强调，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中国只能走这条道路，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全国人民热望和平，企盼在和平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提出要用一切方法争取和平，在和平的基础上完成国家政治变革，使遭到战争摧残的国家恢复生机，推进国家的工业现代化和农业近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当时把实现多党合作、和平发展作为重要努力方向，并且认为它是有可能实现的。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赞赏。1946年1月，国民党和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协议看作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真心实意地准备实行，为此党内初步商定了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成员名单，并提出要“迁都”南方，“将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即移到接近南京的苏北淮阴。一些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已开始，晋察冀解放区复员达十多万人。
然而，不管共产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作出怎样的积极努力，全国上下对和平建设抱着多么殷切的期望，但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他把重庆和平谈判看作政治上应付国际国内舆论的策略，看作军事上争取时间完成战略布局、以调集兵力发动内战的缓兵之计。谈判期间，他以命令形式向国民党军各部重新颁发了围剿红军时期亲手制订的《剿匪手本》，随后又调集军队深入华北、进军东北。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也根本没有实行协议的诚意。1946年2月10日，重庆近万人在校场口广场召开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国民党的数十名特务冲上主席台，抢占播音器，殴打主席团成员，还以石块、木凳向人群乱掷，致使大会未能开成。10月，又公然撕毁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的政协协议，并于11月召开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原本对国民党和美国还抱有幻想，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来达到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他们以国共协调者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而奔走。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不仅不容许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议会政治出现，而且大搞独裁统治和特务政治，对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进行迫害、逮捕和暗杀。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把民盟等党派列入镇压名单，至9月底，各地民主党派成员被捕者达数千人，许多成员遭到杀害，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转入地下活动。这实际上宣告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破产。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同全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依靠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进行争取人民解放的战争。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的热潮，从根本上摧毁了支撑国民党赖以统治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一旦被解除，亿万翻身农民便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广大翻身农民尽其所有将粮食、鞋被等物资送上前线，支援自己的军队，同时组成运输队，担架队，推着小车随军行动。陈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实际上，整个解放战争都是靠人民群众支持打赢的。翻身农民还广泛建立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为先锋，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各阶层反蒋人士参加的和平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团结也不断加强，推动了争取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蒋介石政府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积极欢迎和热烈响应。当时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12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经过连日热烈讨论，于5月5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局面的奠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实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会议上致辞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