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乃熙宁变法之前奏或序曲，熙宁变法无非是鄞县施政的扩展、升级。学界大多作如是观。本文拟稍加比较，以期表明两者同中有异，异大于同，进而探究其因由。人们常说：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更应当相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终归会由人民说了算。
为何王安石既是“万世罪人”，又备受颂扬?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出任明州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时年27岁。年纪不大，但干得不错。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去世后，百姓还为其立祠，以祭祀之。据记载，鄞县“经纶阁及广利寺、崇法寺皆有(其)祠堂。”这些祠堂的兴建出于民众自愿，“凡材甓、砖坯、苇竹之费，土木、工人之直，一出于民之愿输，而官无所预焉。”至今在宁波市鄞州区依然存留民众纪念他的祠庙(如忠应庙之类)、怀念他的地名(如王公塘等等)，他的不朽名篇《鄞县经游记》由鄞县籍名家书写，刻在石碑上。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满离开鄞县。20年后，在熙宁年间，他两度官至宰相(1070-1074;1075-1076)。仰仗宋神宗的信赖和支持，王安石将其在鄞县的改革扩展到全国。宋人说：王安石“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熙宁遇主，千载一时，尽以所行于鄞者推广之。”
然而对于这位“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顶级高官及其所推行的熙宁变法，当时人则毁誉不一。既有“民便之，无不喜者”一说，又有“言新法不便者”。岂止“不便”而已，甚至有人咒骂“(王)安石乱天下”。连其弟弟王安国也“力谏安石，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这类不满激忿之词据说来自社会底层。
时至当代，熙宁变法仍然是宋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称赞王安石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一说或许是主流，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蒙文通便直呼熙丰新法为“聚敛之法”，认为：“免役、青苗多是刻薄贫民，维护地主官僚利益，是最反动的。”更有甚者，将王安石变法贬斥为一次“增税浪潮”、一块“加深(民众)苦难的里程碑”。
还有两点，应当指出。第一，熙宁变法的否定者对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往往赞赏有加。最早见于记载、公开肯定鄞县施政的恰恰是反对熙宁变法甚力的北宋人邵伯温，他认为：“荆公之法行于一邑(指鄞县)则可。”南宋鄞县人楼钥一面否定熙宁变法：“天下病之”;一面颂扬鄞县施政：“公之于鄞厚矣”，“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他称赞为王安石修建祠堂“一举而三善具”，既“表先正仁民之效”，又“慰父老甘棠之思”，还可“示后日循吏之劝”。对王安石鄞县施政的肯定与称颂可谓众口一词，极少异议。
第二，王安石倒霉背时之日，正是其鄞县祠堂香火正旺之时。如“经纶阁，在鄞县县斋，王安石尝为令，邑人思之，即其燕休之地作此阁。”据《宝庆四明志》卷12记载，其始建时间恰恰是在推倒熙宁变法的元祐年间。南宋时期，经纶阁因战火或天灾等因素而屡废屡兴，分别重建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乾道四年(1168)、淳熙四年(1177)、绍熙五年(1194)、嘉定十七年(1224)、宝庆二年(1226)。如所周知，经宋高宗定调，王安石被指斥为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宋理宗更将王安石定性为“万世罪人”。整个南宋时期，举国一片声讨王安石祸国殃民之声,而在鄞县则颂扬之声不绝于耳。两者形成极大反差。
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乃熙宁变法之前奏或序曲，熙宁变法无非是鄞县施政的扩展、升级。学界大多作如是观。本文拟稍加比较，以期表明两者同中有异，异大于同，进而探究其因由。人们常说：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更应当相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终归会由人民说了算。
为何王安石既是“万世罪人”，又备受颂扬?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出任明州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时年27岁。年纪不大，但干得不错。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去世后，百姓还为其立祠，以祭祀之。据记载，鄞县“经纶阁及广利寺、崇法寺皆有(其)祠堂。”这些祠堂的兴建出于民众自愿，“凡材甓、砖坯、苇竹之费，土木、工人之直，一出于民之愿输，而官无所预焉。”至今在宁波市鄞州区依然存留民众纪念他的祠庙(如忠应庙之类)、怀念他的地名(如王公塘等等)，他的不朽名篇《鄞县经游记》由鄞县籍名家书写，刻在石碑上。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满离开鄞县。20年后，在熙宁年间，他两度官至宰相(1070-1074;1075-1076)。仰仗宋神宗的信赖和支持，王安石将其在鄞县的改革扩展到全国。宋人说：王安石“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熙宁遇主，千载一时，尽以所行于鄞者推广之。”
然而对于这位“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顶级高官及其所推行的熙宁变法，当时人则毁誉不一。既有“民便之，无不喜者”一说，又有“言新法不便者”。岂止“不便”而已，甚至有人咒骂“(王)安石乱天下”。连其弟弟王安国也“力谏安石，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这类不满激忿之词据说来自社会底层。
时至当代，熙宁变法仍然是宋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称赞王安石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一说或许是主流，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蒙文通便直呼熙丰新法为“聚敛之法”，认为：“免役、青苗多是刻薄贫民，维护地主官僚利益，是最反动的。”更有甚者，将王安石变法贬斥为一次“增税浪潮”、一块“加深(民众)苦难的里程碑”。
还有两点，应当指出。第一，熙宁变法的否定者对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往往赞赏有加。最早见于记载、公开肯定鄞县施政的恰恰是反对熙宁变法甚力的北宋人邵伯温，他认为：“荆公之法行于一邑(指鄞县)则可。”南宋鄞县人楼钥一面否定熙宁变法：“天下病之”;一面颂扬鄞县施政：“公之于鄞厚矣”，“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他称赞为王安石修建祠堂“一举而三善具”，既“表先正仁民之效”，又“慰父老甘棠之思”，还可“示后日循吏之劝”。对王安石鄞县施政的肯定与称颂可谓众口一词，极少异议。
第二，王安石倒霉背时之日，正是其鄞县祠堂香火正旺之时。如“经纶阁，在鄞县县斋，王安石尝为令，邑人思之，即其燕休之地作此阁。”据《宝庆四明志》卷12记载，其始建时间恰恰是在推倒熙宁变法的元祐年间。南宋时期，经纶阁因战火或天灾等因素而屡废屡兴，分别重建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乾道四年(1168)、淳熙四年(1177)、绍熙五年(1194)、嘉定十七年(1224)、宝庆二年(1226)。如所周知，经宋高宗定调，王安石被指斥为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宋理宗更将王安石定性为“万世罪人”。整个南宋时期，举国一片声讨王安石祸国殃民之声,而在鄞县则颂扬之声不绝于耳。两者形成极大反差。
两次改革，一成一败，为何?
为什么王安石的鄞县施政相当成功，而作为其扩展版的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人的回答主要有二：
一是“易其地，执其法，亦不可行也。”他们认为，王安石新法“行于一邑则可”，“行于天下不可也”。此说不无一定道理。南北“风俗”大不相同，各地社情千差万别，某些新法往往宜于南而不宜北，宜于此而不宜彼，不应一刀切。何况一县易于管理，全国难于掌控。
二是“非其人，不能行。”楼钥感叹道：“呜呼!使一时奉行者，皆能如公(指王安石)之在鄞，则天下岂以为病哉!”确实，仅以熙宁初年的宰执班子为例，当时人形象地称之为“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王安石虽然生龙活虎，但孤立少助。“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高层状态如此之差，且协同不一致，变法固然难以顺利推进。
然而愚意以为，以上两说均未击中要害，民众的满意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当年鄞县老百姓充满获得感，熙宁年间的民众则满意度极低，其根源在于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和后来的熙宁变法相同之中多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