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唐朝是一个多元文化特性的王朝，盛唐时代更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激烈的宗尊之争，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后，佛教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特别兴盛，佛学己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因此，当时的诗人们几乎都与佛教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而在盛唐前期的诗人中，与佛教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孟浩然。我们可以从他“幼闻无生理”《还山赠湛法师》中看出：他在孩提时期就曾经受到过佛教的熏陶，在青年时期，又一度在鹿门寺苦读数载，并写下了《夜归鹿门山歌》等诗作。
但是孟浩然的佛教思想并不是单纯的只有的一种思想，而是综合了道家思想而成的佛教，两教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影响了孟浩然的一生。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学界有观点认为他“外道内儒”的思想归属中“道”也不是单纯地指道家思想，应该包含着禅宗思想的原因。如《宿终南翠微寺》中有“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的诗句，《夜泊庐江闻故人在东寺以诗寄之》中有“一灯如悟道，为照客心迷”的诗句，其中的“道”就是指的禅佛，佛教中的“缘起论”、“无我论”以及“无情有性”说都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没有不变的本质，只是相对的存在，佛性也是一样的，只是它顺从自然规律于万物之中让人不易捉摸。
每件事物都有佛性，都有平等的价值，佛教基本教义是把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然视为人的附属物，人在与自然接触时不能首先把自身的意识强加于万物之上，认为自然是人类所要征服的对象，而是应该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都保持着自身特有的个性。这些思想鲜明的反映了佛教自然观中包含的生态智慧，也符合现代生态学的特征。孟浩然对佛教是很感兴趣的，虽然“家世重儒风”，但由于他爱好自然的性格，和襄阳寺观众多以及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使他喜欢探寻佛理，和僧道之人交往，受到禅宗思想的熏染，细读去，可发现他的诗中涉及到很多的佛家语：如“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寻灵异”《寻香山湛上人》，“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己舍。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住》，“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两心喜相得，毕景共谈笑”《宿终南翠微寺》。
佛寺大多建在风景秀美的清幽胜地，佛理玄言伴着幽山清水洗去他的尘念，削减他的烦恼，在甘露和惠风的滋润中他甚至“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他且为儒士，但和佛家一样热爱云林之趣，因为山林之幽而得玄妙之理，严语所欣赏的“妙悟”正是禅宗对他观物方式的影响，由妙悟而忘情于山水，进而得坐忘之心。他的自然观、生命观和理想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佛学的烙印，也必然受到其中生态美学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生态思想的审美意识基础人的理想、品格、观念、情趣、兴趣、审美等都属于审美意识，是主体能动的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美学属性的体现。
人们认识山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从畏惧、利用再到欣赏和推崇，自然风光的审美地位也逐步提高。可见中国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中国文化的自然意象精神原型就是在祖先与自然的沟通过程中逐步积累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人将山水、天气、景物等自然物作为创作题材和源泉，形成了有一定内涵和蕴义的自然意象，也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因此，中国文坛上的自然意象，是我国文化创作发展的瑰宝，展现了我国的审美精神。在古代诗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自然界不是静态的，而的动态的、有生命、有灵魂的，与人的生存密不可分，展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生趣盎然。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和谐统一的自然状态，自然之中融入了艺术家和创作者美好的心灵。自然意象体现的是有别于西方义理说教的一种感性经验直观，它使天人关系处于一种审美状态，这种经验直观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使得中国古人始终以一种鲜活的心灵来看待周围的世界。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在先秦时期，自然山水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但仅仅是作为陪衬出现的。这个时候的自然山水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作为对立面的形态出现的，还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审美对象，由于认识低浅，人们对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充满了畏惧和恐慌，对于出现的自然现象也无从解释，随着社会文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从自然界中收获的印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化的，因为他是用不同的观点观察自然界。
后来山水的地位在汉赋中得到了体现和稳固，它们不再是作为陪衬人物的形象，而是有了自己的地位。如《七发》、《上林赋》，都用极其铺张的手笔歌颂了大自然的雄伟壮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繁荣，诗人对于自然山水也多了一份人性关怀，文人学士从喧闹的城市中脱离出来，退隐山林，融入自然，慰藉精神，感受自然的伟大力量，自然界的美的内涵只有在暗示人的心灵时才会发挥作用。
人文学士飘逸的性格、真实的自我、自由的天性在自然环境中得到体现，生动、形象的事物跃然于纸上。到了晋宋时期，山水田园诗成为主流的创作题材，脱离了哲学概念，山水田园成为一种美的意象进入审美领域，而人也自觉地融入自然万象的变化中。这样，自然山水便第一次以审美对象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是，当时的社会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与自然山水和环境相比，社会的危害更为严峻，对人类的压迫更为频繁。人们为了追求自由和自主，从高层次角度来讲，将自由作为追求目标：从低层次角度来看，将保护自己的物质作为推崇条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特殊的条件和风气使魏晋诗人们的视野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把眼光转移到自然山水的美上，由此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喧闹、浮华的都市，技身到田园、山林之中，形成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命的制衡。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率先走入田园，他为田园诗的创作开辟了新的篇章，成为我国田园诗创作的鼻祖，谢灵运则以秀美简约的文笔，深婉细腻地刻画了许多自然山水的神态，在流连忘返问把自己的审美愉悦感呈于纸上。到了唐代，山水田园发展成为“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审美对象，真正达到了“素处以默，妙机其微”的境地。
盛唐人的灵魂和身体同时回归到自然之中，并不是被动、强迫的回归，而是主动、自愿、无条件的投入到山水田园之中。用诗意、崇高的精神层次打破了魏晋士人4进退两难的桓桔，是仕隐关系的折中，是生存智慧实践价值和纯粹意识的统一。盛唐山水诗派在仕与隐中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自由和自然，这完全取决于盛唐山水诗群对山水的认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盛唐山水诗人们不是被动迎合，也不是机械驱使，或者只是仅仅满足于6极视昕之娱，他们已经完成了由物我对峙到物我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