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苏轼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出生于眉州眉山，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庆历八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北宋神宗年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即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乃此案的主要人物，起因是他写的一些发牢骚的奏折，却被早就看他不爽的大臣认定为欺君罔上，然后就被关在乌台（御史台）审讯。其实苏轼比窦娥还要冤，奈何百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更让他内疚的是，把同朝为官的好友王巩也牵连进来。
此后三个多月当中，几乎是苏轼一生最难熬的阶段，曾几次差点被砍头，幸好宋太祖曾定下不可杀士大夫之祖训，否则苏轼九死都不能有一生。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皇帝一道圣旨把苏轼贬到远离京城的黄州，王巩被贬到更远的岭南宾州。苏轼已经习惯了，也练就了逆境生存的能力，对于此次被贬官的境遇，并没有太过悲伤，但他却因连累好友之事寝食难安，愧疚地对王巩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两人相识多年，欣赏彼此的才华，可以说是莫逆之交，王巩并没有责怪苏轼，劝他不要耿耿于怀，分别之前痛痛快快的畅饮一番。当时的岭南比较偏僻、荒芜，王巩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而且一开始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环境，生了一场大病。一晃四年过去了，宋神宗想起了在岭南做官的王巩，下旨让他官复原职。接到圣旨的王巩感慨万千，收拾了仅有的几件衣服，带着小妾柔奴踏上返京的道路。得知好哥们苏轼依旧在黄州任职，王巩决定转道黄州，看望一下四年未见的苏轼。见面之后，两人四目相对，许久未说一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当晚苏轼设宴招待王巩和柔奴，满桌子的佳肴都是他亲手做的，边饮酒边聊天，决定一醉方休此处介绍一下柔奴，她原本只是王巩家中的歌女，长相出众气质过人，加上天生一副好嗓音，即使离开王巩，也能生活的不错。王巩被贬的时候，柔奴本不需要跟着他受罪，可以继续在京城生活，但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毅然决然地跟随王巩来到岭南。
王巩让柔奴给苏轼敬酒，苏轼非常的豪爽，连喝了很多杯，并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跟着王兄，在岭南肯定吃了不少苦，有没有后悔过？”柔奴莞尔一笑，回了8个字：“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的回答让苏轼钦佩不已，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世间能有几人？躺在床上的苏轼，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着柔奴说的那8个字，挥笔写下千古名词《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此心安处是吾乡千金易得，真情难寻，即使曾许下海誓山盟，当大难来临的时候，也有可能转身离开。而柔奴只是王巩的小妾，居然能做到不离不弃，诠释了爱情的真谛，它与金钱无关，只要与相爱的人在一起，不管身处何地，都如同在故乡。王巩是幸运的，有个深爱他的柔奴，而柔奴也是幸福的，有个值得她付出一切的王巩。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绍圣四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施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