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苏轼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出生于眉州眉山,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庆历八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北宋神宗年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即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乃此案的主要人物,起因是他写的一些发牢骚的奏折,却被早就看他不爽的大臣认定为欺君罔上,然后就被关在乌台(御史台)审讯。其实苏轼比窦娥还要冤,奈何百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更让他内疚的是,把同朝为官的好友王巩也牵连进来。
此后三个多月当中,几乎是苏轼一生最难熬的阶段,曾几次差点被砍头,幸好宋太祖曾定下不可杀士大夫之祖训,否则苏轼九死都不能有一生。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皇帝一道圣旨把苏轼贬到远离京城的黄州,王巩被贬到更远的岭南宾州。苏轼已经习惯了,也练就了逆境生存的能力,对于此次被贬官的境遇,并没有太过悲伤,但他却因连累好友之事寝食难安,愧疚地对王巩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两人相识多年,欣赏彼此的才华,可以说是莫逆之交,王巩并没有责怪苏轼,劝他不要耿耿于怀,分别之前痛痛快快的畅饮一番。当时的岭南比较偏僻、荒芜,王巩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而且一开始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环境,生了一场大病。一晃四年过去了,宋神宗想起了在岭南做官的王巩,下旨让他官复原职。接到圣旨的王巩感慨万千,收拾了仅有的几件衣服,带着小妾柔奴踏上返京的道路。得知好哥们苏轼依旧在黄州任职,王巩决定转道黄州,看望一下四年未见的苏轼。见面之后,两人四目相对,许久未说一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当晚苏轼设宴招待王巩和柔奴,满桌子的佳肴都是他亲手做的,边饮酒边聊天,决定一醉方休此处介绍一下柔奴,她原本只是王巩家中的歌女,长相出众气质过人,加上天生一副好嗓音,即使离开王巩,也能生活的不错。王巩被贬的时候,柔奴本不需要跟着他受罪,可以继续在京城生活,但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毅然决然地跟随王巩来到岭南。
王巩让柔奴给苏轼敬酒,苏轼非常的豪爽,连喝了很多杯,并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跟着王兄,在岭南肯定吃了不少苦,有没有后悔过?”柔奴莞尔一笑,回了8个字:“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的回答让苏轼钦佩不已,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世间能有几人?躺在床上的苏轼,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着柔奴说的那8个字,挥笔写下千古名词《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此心安处是吾乡千金易得,真情难寻,即使曾许下海誓山盟,当大难来临的时候,也有可能转身离开。而柔奴只是王巩的小妾,居然能做到不离不弃,诠释了爱情的真谛,它与金钱无关,只要与相爱的人在一起,不管身处何地,都如同在故乡。王巩是幸运的,有个深爱他的柔奴,而柔奴也是幸福的,有个值得她付出一切的王巩。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绍圣四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施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