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写了《毛主席在邓颖超“压迫”下写了首词，后发表，周恩来读了想笑》一文。
文中有提到，由中国作家协会创办《诗刊》杂志在1975年年底宣布复刊。
这个《诗刊》杂志，在1957年的创刊号上一口气发表了毛主席的18首诗词，获得了开门红——5万册《诗刊》创刊号在发行当天被抢购一空！
那么，《诗刊》主编李季在复刊第1期（1976年1月号）上也发表毛主席的两首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这是毛主席生前发表的最后的两首诗词。
在该文中，老覃着重谈了《念奴娇·鸟儿问答》的艺术成就。
事实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艺术成就比《念奴娇·鸟儿问答》高多了。
别的不说，单说词作所贡献的名言警句，《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就有“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等。
可以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全词都是金句，并且琅琅上口，过耳不忘。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也因此流传很广。普通百姓，就算背诵不出全词，也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些名句耳熟能详。
很多人没有想到，在毛主席逝世后，也就是1986年，一首内容与风格都跟《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极度雷同的《念奴娇·井冈山》出现了——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订的《毛泽东诗词选》上。
当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在《诗刊》上发表时，特别注明创作时间是“1965年5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订的《毛泽东诗词选》在发表《念奴娇·井冈山》时，也特别注明创作时间是“1965年5月”。
这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毛主席在1965年春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于5月份以70岁高龄重游了井冈山。
是不是毛主席在重游井冈山时一口气写了两首纪念这次行程的两首作品呢？
但这两首词的内容、意旨、风格都如此接近，貌似没有必要啊。
再者说了，毛主席在1928年已经写过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在1965年写《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算是一个呼应。
这里又来一个《念奴娇·井冈山》，光标题就重复了。
还有，这个《念奴娇·井冈山》中“江山如画”、“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等句子，与毛主席其他诗词中的，如“江山如此多娇”、“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天翻地覆慨而慷”、“试看天地翻覆”、“五洲风雷激荡”、“一唱雄鸡天下白”、“百年魔怪舞蹁跹”等句太接近了，让人疑心是有人刻意要模仿毛主席而制作出来的作品。
另外，当年跟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警卫人员席凤舞写有《难忘的日子——回忆跟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一文，文中郑重提到：“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写下了《重上井冈山》的伟大诗篇。”
而在1993年9月出版的《汪东兴日记》里，也可以在1965年5月27日的日记里查到 “我看到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写‘重上井冈山’的诗稿”的记录。
而没有任何片言只语提到《念奴娇·井冈山》。
所以，这首《念奴娇·井冈山》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出现，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呢，老覃在《毛主席在邓颖超“压迫”下写了首词，后发表，周恩来读了想笑》一文中说了，《念奴娇·鸟儿问答》应该创作于1965年7月。
依据是毛主席于1965年9月25日批送邓颖超的一份《词二首》（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铅印附有一段话，毛主席戏言这两首词是在邓颖超的“压迫”下，“花了两夜未睡”创作出来的。
邓颖超是在什么时候“压迫”毛主席写诗词的呢？
邓颖超后来也在毛主席批送她的《词二首》铅印件下方空白处写了一段说明，说是“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见女外宾时”。
凭什么说这“一九六五年夏”指的就是1965年7月呢？
因为，查阅邓颖超在“一九六五年夏”的工作台历，她陪见外宾只有两次。一次是6月28日，“陪见坦桑外宾”；一次是6月29日，“陪见卡瓦瓦夫人”。
另外，查1965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有报道：“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今天下午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曹孟君。”
再查6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也有报道：“新华社二十九日讯，毛主席主席今天下午接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曹孟君。”
可见，邓颖超“压迫”毛主席写诗的时间是1965年6月29日。
由毛主席“花了两夜未睡”进行创作，可知《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都诞生于1965年7月1日。
即毛主席批送《词二首》铅印件给邓颖超的时间虽然是在1965年9月25日，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已经在1965年7月1日创作出来了。
毛主席在1975年年底用铅笔抄录及修改《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寄给《诗刊》主编李季时，所注明的成词时间原本也是“一九六五年，七月”，但他后来又改为了“五”字。即这个“五”字的笔画就比其他字明显要粗，但仍然可以看得出来原写的“七”字。
既然《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在1965年7月才创作出来的，那么，席凤舞和汪东兴为何又会在1965年5月25日和5月27日看到毛主席写《重上井冈山》？
说到这里，前面问题的答案就要出现了——即席凤舞和汪东兴在1965年5月25日和5月27日看到毛主席写的并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而是《念奴娇·井冈山》！
但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毛主席在1965年5月已经写了《念奴娇·井冈山》，为何在1965年6月29日遭遇邓颖超索诗时不将之出示，而要“花了两夜未睡”另写《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答案只有一个：他对《念奴娇·井冈山》感到不满意，不愿让它见人，当成废稿废弃掉了，另外再写了自认为还算满意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就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意旨、内容、风格和《念奴娇·井冈山》如此如出一辙，而艺术造诣又更高一筹的原因。
因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在推倒《念奴娇·井冈山》的基础上再写的作品，那么，毛主席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创作时间定为1965年5月就无可厚非了。
毕竟，《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创作动机、创作内核和创作思路，和《念奴娇·井冈山》是一脉相承的。
即毛主席要表达重上井冈山的心态、心境，以及要表达的情感，是在1965年5月25日就开始酝酿和构思的了。
这种情况，与《虞美人·枕上》有些类似。
早在19，毛主席就给爱妻杨开慧写过一首《虞美人·枕上》。
但这首《虞美人·枕上》因为杨开慧牺牲而佚失了。
到了1957年，在李淑一的请求下，毛主席重新写了一首《虞美人·枕上》。
新作《虞美人·枕上》的词句肯定和原作不同，但要表达的情感是一样的。
于是，毛主席仍把新作《虞美人·枕上》的创作时间标注为19。
最后说一句，平心而论，《念奴娇·井冈山》已经算得上是上乘之作了。
对一般诗词作家而言，就算对其有不满，顶多也只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改、再修改。
毛主席却不惜推倒重来，另外重新再写一篇，其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