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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创意作家:数字化时代的创意写作教育

时间:2019-02-09 07: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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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创意作家:数字化时代的创意写作教育

近年来英语国家创意写作与新媒体(creative writing and new media)课程的涌现,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从写作技术的角度往上查家谱,可以一路往前追溯。一方面它是社会发展中数字化技术不断与创意写作课程融合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创意写作在数字化时代不断调整自身,寻求新的转型与扩张的必然产物,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学者科勒尔(Adam Koehler)所说的创意写作的数字转向(Creative writing’s digital turn),它主要是指创意写作教育中的具体创作方法、教学模式、课程设计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涌现的数字化现象。

按照英国全国作家教育写作协会(the U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riters Education)的文件,数字化时代的创意写作教育还包括了“脚本和非脚本的表演,口头和录制的输出以及电子,数字和其他新媒体中可能的各种形式”。后者正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媒体技术不断发展而出现的,它直接扩展了创意写作的课程类型,使得创意写作的工坊类型也日趋多元化、数字化、虚拟化,在线的虚拟作家工坊以及虚拟现实写作都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实现。而如果按照卡洛林·米勒(Carolyn Handler Miller)的观点,创意写作视域中的新媒体写作“它们还包括更多深奥的平台,例如虚拟现实,沉浸式环境,智能玩具,交互式电影院和交互式电视。”

如果说海明威以及当时的非虚构作家们受限于打字机的书写技术,那么数字化时代的作家们的写法则更加多元,文本所呈现的维度更加让人难眼花缭乱,这是我们社会发展和写作技术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例如Navajo Technical University等院校开设的创意写作与新媒体学士(The Bachelor of Fine Arts degree program in Creative Writing and New Media),使得本土的文化可以通过新媒体叙事得以新的传播和保护。类似的专业与课程以媒介技术为基础,以产业链具体的门类为依托,以文学的创意化、产业化为着眼点,这是学科得以成型的三个客观基础。

数字技术使得跨学科、跨艺术类型、跨产业链的创意写作具备了技术基础,其直接结果就是面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写作课程与学位的增加。一切其来有自,英语国家的内容产业也并不是无源之水,它建立在一大批具有新媒体写作能力以及转化既

有文化资源能力的学科、人才基础之上。例如,在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塔大学(Athabasca University)写作和新媒体硕士,新加坡理工学院的面向电视与新媒体的创意写作,其细分领域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又具有共通的发展语境,那就是不断转化既有文化资源,它们是内容产业的价值源泉。我们为了写一句广告词,做好动漫人物的造型,捧着一大堆古诗词和神话传说不就是为了实现这种创造性的转化?

其实,也正是在创意写作新一轮的数字转向过程中,文学写作、应用型写作与面向文化产业的各种文本以及新媒体写作催生的新型类型,创意写作开始呈现跨艺术领域的横向发展趋势,这使得它所培养的人才不再也不可能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写作既可以延续文学教育的传统培养作家,也可以面向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创意作家。正如学者Dianne Donnelly所指出,“媒体设计,美术和创意产业领域中的创意写作研究还有更多的合作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小说、戏剧、影视、动漫、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的纪录片叙事、映像广告等,其类型边界呈现出交叉,文本类型的区分开始模糊,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得创作者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文学研究范式中的“作者”(writer/author)变成了一种新的身份,即多模态作者(The Multimodal Writer),甚至出现以算法为基础的各种多媒体文本生成技术,这个时候作者可能就不能再以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来称呼了,也无法简单地用权重、比值来衡量了。

我不知道假如海明威和鲁迅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会不会使用新媒体写作,能确定的是打字机出现的时代和算法时代,其背后的经济结构、文化原创与文化生产流通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如今的创作者,面临的是海量的信息、更为复杂、节奏更快的城市经验,他们生活在创意产业、创意社群构成的大都市,需要用新的书写技术表达新的生活体验,能够构建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故事文本,能够借助数字写作重新提炼既有文化资源的能力,创意作家的合法性正在于此。在这个背景下,创意写作是一种使用数字工具的创意实践(creative practice),既有文学层面的文学属性,也有市场层面的产业属性,也有文化层面的创意属性,更有文化创造层面的创新属性。创意写作可以培养作家,毋庸置疑也可以培养上述的创意作家,二者固然有差异,但并不构成对立,而是共同组成新的文学、文化生态,它们本身又都是创意写作在过去百余年终不断演进和扩展的产物。

金鳞岂非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创意写作1925年被教育家默恩斯用来指称写作教育课程时,本身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它在不断演进的历程中与写作教育、战后的社会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化产业、新近的数字技术不断结盟,方才演绎出今天的庞大体系。这是一个开放体系,创意写作一百多年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开放“创意”为源代码的跨学科、跨产业、跨领域的发展历程。

纯文学作家和新型的创意作家也不必感到尴尬,在数字化时代,创意写作既可以培养严肃作家,也可以以新技术为基础,培养面向创意社群、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乃至创意国家的新型创意作家。英语国家现有的创意写作与新媒体课程、专业的设置正是其具体呈现,它完全可以培养具有媒介素养、创意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一体的高素质的创意人才,他们拥有一种新的身份,懂得创造性转化之道,他们是数字时代应运而生的创意作家(creative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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