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赋独盛、诗歌中衰的汉代，乐府民歌的出现就象在那荒漠约花园里绽开了簇簇鲜花，给当时的诗歌园地带来了盎然春色，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汉乐府民歌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指引着历代诗人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
建安诗人最早接受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采用乐府古题反映社会现实成为一代风气，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建安风骨”。此后，西晋的左思，东晋的陶渊明，刘宋时鲍照，无不接受了议乐府民歌的影响，取得了各自的成就。
唐代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杜甫，更是“咏身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沈德潜《唐诗别裁》），写出了许多“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積《古乐府序》）的光辉杰作，在学习乐府民歌上较之以往大进一步。中唐时期的大诗入白居易，效法杜甫，写出许多“因事立题”的“新乐府”诗，并且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鲜明口号，还与元，等诗人掀起“新乐府”运动，使得汉乐府现实主义传统得到空前的发扬。
在唐以后，宋代范成大的《催租行》，明代陈子龙的《小车行》，以至晚清诗人黄遵宪的《台湾行》、《哀旅顺》等诗，都可看出他们继承与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痕迹。
汉乐府民歌在体裁方面对于当时和后代诗歌也有巨大的影响。“乐府备诸体”（明胡应麟《诗毅》），其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和五言体虽然早见于歌谣，却是在汉乐府民歌中才发展起来的。五言体影响最早也最大，至少从东汉班固开始，文人即开始拟作五言诗，作者日多，《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更把五言诗向前推进了一步。到了建安时代，由于“三曹“和“七子”的极力提倡和写作，便形成了一个创作五言诗的高潮。
从此，五言诗逐渐取代了《诗经》四言、《楚辞》的骚体，而成了我国诗歌史上一种重要的诗体。杂言体在建安以后的影响才显著。建安作家的乐府歌辞，有不少是杂言体，如曹操的《气出唱》，曹植的《平陵东》、《桂之树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和汉乐府民歌的渊源关系。六朝诗人鲍照的《拟行路难》是杰出的杂言乐府诗。唐朝李白的乐府歌行空前杰出，在艺术形式上更是极杂言之奇观。总之，汉乐府民歌的体裁对历代诗歌的影响是深远广泛的，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汉乐府民歌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也对后世有显著影响。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给后世诗人以直接的影响。至于运用汉乐府诗的人物故事作题材，以创作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那更是历有所见。
参考资料
《诗毅》《唐诗别裁》《古乐府序》《与元九书》
